近日看到中华书局新出版的《名家讲中国绘画名作》和《名家讲中国绘画(插图本)》两本书，书内均收录了笔者所写的文章数篇，其中就有《八大山人及其花鸟画作品》这篇文章。此文是我在1983年撰写的，刊载于当年《文史知识》杂志第6期上。

　　记得当时《文史知识》杂志虽创刊未久(1981年创刊)，但顺应潮流一炮打响，编辑部为丰富刊物的内容，打算开辟一个小栏目，用以介绍中国古代的绘画作品。编辑部的杨牧之、华小林等便来到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书画组(彼时的中华书局，尚在王府井大街上，与现在的商务印书馆共用一座楼，他们要到故宫博物院来约稿十分便捷，骑自行车十来分钟便到，而我所在工作的陈列部就在东华门里的“南三所”，进到东华门就可以了)找到了我和若干同事，向我们约写文稿。我自1981年起开始陆陆续续撰写了《谈宋代画家马远的〈踏歌图〉》、《明代商喜的〈关羽擒将图〉》、《李唐及其〈采薇图〉卷》、《〈伯牙鼓琴图〉及作者王振朋》、《任伯年和他的〈风尘三侠图〉》、《〈马术图〉和作者郎世宁》、《民族和睦的颂歌——谈唐代阎立本〈步辇图〉》、《范宽的山水画作品》、《谈王蒙的〈葛稚川移居图〉》、《锦绣山河尽收眼底-王希孟〈千里江山图〉》等多篇小文，登载于该刊物。

　　一开始约写文稿的要求是，选取有历史故事内容的绘画作品，所以写者均按此标准，尽量选用故宫博物院所藏这类题材的作品来写作。但是在大家写了若干篇之后，发现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如此题材的绘画作品，并不是很多，写作资源近于枯竭。于是经与《文史知识》编辑部商讨，编辑部同意写作的范围可以扩大，不一定要和历史故事完全挂钩。

　　我所写的《八大山人及其花鸟画作品》一文，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炉的。对于朱耷(即八大山人)，我对他只是饶有兴趣，并没有专门的研究，所以写文章时必定要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上个世纪80年代，美术史的专题研究尚未深入普遍开展，而彼时对于朱耷(八大山人)生平中有一种说法比较流行，那就是他曾经做过和尚，也做过道士，“亦僧亦道”，即和尚朱耷(八大山人)和道士朱道朗为同一个人。持这一观点的，主要见于李旦先生(1918-1998年)的一篇文章《八大山人丛考及牛石慧考》(刊于《文物》1960年第7期)。这样的说法极富传奇性和趣味性，所以便采纳，用在了文章内。当然，随着专题研究的开展与深入，这一说法遇到了挑战。上世纪的1986年、1988年，先后两次在南昌召开八大山人学术研讨会，并成立了八大山人研究学会，促使学人对其的研究进入纵深。江西人民出版社当时出版了两册《八大山人研究》的论文集。虽然仍有部分学者坚持旧说，而大多数的学者对朱耷“亦僧亦道”的说法持否定的态度，并且引用很过硬的资料加以论述。所以此后对于朱耷生平中的这一问题，基本上都持后说。可以认为后说已成定论。

　　此次中华书局将原先刊载于《文史知识》杂志的文章合集出版，应当是好事一桩，但是将本人持过时观点的《八大山人及其花鸟画作品》旧文亦收入《名家讲中国绘画名作》和《名家讲中国绘画(插图本)》两本书内，笔者以为略有不妥。这两册书出版之前，一来事先并没有和作者打招呼，征询意见，十分遗憾;二来也没有注明文章原先发表的刊物及时间，十分遗憾;三来使作者无法修改旧说，也使读者误认为笔者依然同意旧说，十分遗憾;四来也不见应当赠与作者的样书及稿费，十分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