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飞白书 升仙太子之碑

　　六文开玉篆，八体曜银书。

　　飞毫列锦绣，拂素起龙鱼。

　　凤举崩云绝，鸾惊游雾疏。

　　别有临池草，恩沾垂露馀。

　　历史往往会与人开些小玩笑。根据目前的研究，岑文本的《奉述飞白书势》可谓论书诗的开山之作，与李峤五言律诗《书》一起共同开创了论书诗的历史。而岑文本歌颂的飞白书，如一颗黯淡无光的流星，在书史上短暂飞过，却没有留下有价值的记忆。

　　何为“飞白书”?北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解释为：“取其若丝发处谓之白，其势飞举谓之飞。”后人的解释总会带些附会的成分，未必就是创造者的本意。汉末蔡邕创造飞白书之时，一定如仓颉造字那般虔诚。

　　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今河南省开封市陈留镇)圉人，官至中郎将，人称“蔡中郎”。后汉三国时期着名才女蔡文姬之父。他在文学、书 法方面都颇有造诣。史上着名的《熹平石经》就是他的书法杰构。蔡邕奉灵帝之命，作《圣皇篇》，书成，待诏鸿都门下，看到几个工匠正在用蘸着石灰水的扫帚刷 墙，心为所动，归而作“飞白”。在字体发展与书体发展的纷乱时期，蔡邕独创的这种“飞白体”，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很快就流传开来，在晋唐和北宋时期红极一 时。特殊的趣味性、强烈的新奇感，以及皇帝的推崇与文人书家的跟风创作与勤力宣传，出现了上至皇室帝王、当朝卿相，下及书坛名家、僧道平民皆竞相逞能、万 般喜爱“飞白书”的喜人局面。书史上早期不多的书论文章就有一篇晋鲍照的《飞白书势》专论飞白书，可见飞白书的流行程度。

　　经过张芝、二王、欧阳询、徐浩、宋绶、蔡襄等书法大家以及隋炀帝、唐太宗、唐高宗、唐中宗、唐玄宗、武则天等帝王的推崇，飞白书更加春风得意，至北 宋太宗与仁宗时期达到极盛：“飞白之法，始于蔡邕，工于羲、献、萧子云，而大盛于二圣间。”皇帝亲自提倡并身体力行，时以飞白书赐予臣下或题署宫殿、点缀 风景，这在夏竦《元真殿烧香观太宗真宗御书仁宗飞白书并瑞谷应制》、《奉观御飞白书应制》、胡宿《谢御书飞白扇子歌》、《召赴天章宝文阁观御集赐御书飞白 扇子群玉殿锡宴》等论书诗中皆有反映。欧阳修写过《宋太宗御书飞白》、《宋仁宗御书飞白》，对二帝飞白书法的推崇简直无以复加。时风使然，许多文人也加入 到飞白书的创作与评论中来，如晏殊前后就写了四篇颂扬飞白书的文章，欧阳修、苏东坡也竞相称誉。盛极一时的飞白书几乎成为书法大家、风雅帝王们豪翰所好的 “贵族书体”。

　　然而，在有史可查的擅飞白书的数十名书家中，百分之九十均为北宋之前，而元明清时期已沦为文人墨戏，名书家均不屑于此。飞白书把书写的艺术效果置于 文字内容之上，为了追求目标效果，选用“管锥毛颖”之外的垩帚、髹刷、颓笔、藤笔、茅草笔，以致毡卷、布卷、纸卷等作为创作工具。于是工艺性、装饰性强于 艺术性且有杂耍之嫌的飞白书，虽新奇有趣但缺乏深度，艺术品位不高，美学价值有限，最终在文人审美意识觉醒、书卷气运转畅通的北宋以后，艺术战胜了非艺 术，飞白书遂逐渐褪去了本不该有的辉煌色彩。正因为如此，飞白书体的传世作品甚少，我们现在只能从诸如《晋祠铭》、《升仙太子碑》、《开业寺碑》、《大唐 中兴颂》等唐宋御制的碑额题识上去感受其风采。唐代张怀瓘《书断》中评论飞白书道：“飞白妙有绝伦，动合神功。”现在看来，不啻是一种笑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