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本报记者 杜羽摄/光明图片)

　　【新闻人物】

　　大暑刚过，窗外虫鸣不止。北京西郊，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楼宇烈坐在家中，面前一杯清茶，背后一面书架，宁静自在。

　　两个月前，82岁的楼宇烈结束了在北大的最后一堂公开课，但他普及传统文化的脚步仍在继续。近日，他的新作《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由中华书局出版。在信息时代，如何重拾传统文化的珍宝?在他看来，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与尊重，是文化自信的根基，而传播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知识分子义不容辞的责任。

　　“怀揣宝珠，沿街乞讨”

　　“从幼儿园到高中，我都是在上海的十里洋场中度过的。”和今天的许多城里孩子一样，楼宇烈的青少年时代，没有经受过太多传统文化的熏陶。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楼宇烈开始系统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一晃就是60多年。

　　“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比例明显失衡。汤显祖和莎士比亚是同时代的人，一个是英国的剧作家，一个是中国的戏曲家。但很多人可能只知道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却不知道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甚至连《牡丹亭》都不一定知道。”楼宇烈把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比喻为“怀揣宝珠，沿街乞讨”，“一个国家要有文化主体性，才能去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文化主体意识的缺失会使一个国家的灵魂游荡不定，哪里强就往哪里去，哪里吸引力大就去哪里。失去了文化主体意识，分辨能力就差了，随声附和的东西也就多了。”

　　然而，楼宇烈不是一个“拒绝现代”的守旧者。用手机看电子书、看电视直播，上网看电影，他都习以为常。而对现代生活的融入，更让楼宇烈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所在。

　　“把优秀的传统文化拿到今天来实践，并不是完全照搬，而是要进行创造性地转化。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就在于它的人文文化特质，在科技高度发展的情况下，人文显得格外重要。如果没有人文文化的引领，科技文化就会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去。因为有人文文化，才会让我们不至于沦为物质生活的奴隶。”楼宇烈说，中国传统文化强调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既不做神的奴隶，也不做物的奴隶，“我们如果能坚持人文文化，并用人文文化来弥补科技文化的缺失，这对整个人类来讲，都是重大的文化贡献。”

　　但求不绝如缕，不求轰轰烈烈

　　在楼宇烈的书架上，摆放着不少和夫人、孩子的合影，不难看出他对家的眷恋。

　　“家应该是一个安乐窝。在中国传统的生命观中，从小家庭到大家族，从大家族到家乡，再从家乡到国家都是一个整体。小家稳固了，大家就稳固了。小家和谐了，大家也就和谐了。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回归我们家的理念。当然，国家也要营造这样一种氛围。”楼宇烈不是躲在书斋中的学者，对于传统文化，他更强调身体力行，在实践中体会感悟。

　　楼宇烈常常引用清代学者陆世仪的话：“今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言家礼。法使人遵，礼使人化。法使人畏，礼使人亲。”他认为家礼是比家训、家教、家规、家风更为重要的问题。礼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法”。再烦琐的法律都难免有空子可钻，但如果有了好的社会习俗，法就可以简化。

　　说起眼下的少儿读经热，楼宇烈认为，实践比背诵更为重要。“我不太主张让孩子去背诵太多经典。四书五经里的很多概念现在都发生了变化，别说孩子不理解，教师要想说清楚都很难。”楼宇烈认为，对于孩子来说，更重要的是能在平常生活中实践基本的礼仪。

　　“与其把《弟子规》背得滚瓜烂熟，不如做到其中的‘父母呼，应勿缓’‘出必告，反必面’‘晨则省，昏则定’这三条。如果能做到这最起码的三条，孩子跟别人交流、应答的面貌就会发生改变。其他的，可以再一条条实践。”楼宇烈说，传播传统文化，但求不绝如缕，不求轰轰烈烈，“搞得轰轰烈烈，往往会走样。”

　　中华书局编辑焦雅君曾记录下楼宇烈一天的活动，上午在北京大学上3个小时的公开课，下午研习昆曲，晚上3个小时的传统文化讲座。而到了周末，他常常又奔赴外地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因此，焦雅君把楼宇烈称为“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