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一代吏治为后世所重，固因其吸取“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的秦亡教训，抚民以宽，驭众有节，因而吏治较为清明，社会长期稳定，从而塑造了道德意义上的范本价值，也因其律令完备，行之得法，宽猛相济，应时而变，缔造了第一个绵延两百年的中央集权大帝国，从技术层面为后世治国提供了经过实践检验的可操作方案。而西汉吏治，对于我们而言，更提出了以下几个命题，笔者以为值得思考。

　　吏治成败的界限何在

　　吏治牵涉意识形态、法令制度、社会结构等多个宏观微观层面，可谓一项恢弘精巧的系统性工程，而其成败臧否，则是对其治绩效能的总体评价，必应以是否达成目的为标尺。

　　整肃吏治，其目的相当明确：安民以固邦本，富民以促国兴，延国祚，昌国运，求治求功。

　　国以典使吏，以吏治民，吏治能否实现上述目标，便有赖于国、吏、民三者关系的把控与调整。西汉中央政府通过体国分野，设官置吏，来与民众产生联系，以控地理民，从长远来看，三者实则有着一致的根本利益。国家社会有序发展的核心便是三者利益的动态平衡，而非一家独大。但官僚阶层作为吏治的实际操作阶层，因掌握现实且富有弹性的权力，因而具有突破宏观理性、追逐短期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冲动，如不加节制，任其发展，必将打破三者原有的格局，危及整个国家的根本。吏与民争利，实为与国争利，争的不仅是物质经济的有形之利，更是合法性、道德性的无形之利。因此，将官僚阶层的利益诉求纳入合理的区间，将其权力运作置于可控的范畴，是维持三者关系持续稳定运转的关键。

　　西汉对于官僚权、利的约束较为有效，如荐官有责、上计考课、设刺史以查地方、职务回避制(本地人不在本地当官)等做法，都从制度层面对官吏用权加以制衡，使得权力不至妄为，因而“政平讼理，百姓无愁怨”，保证了吏治目标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的实现。

　　吏治成功的标准，也许可以这样描述：政府清廉高效，制度透明落地，明规则占优，因而降低了国家机器的整体运作成本，同时通过向社会民众提供可预见的秩序与安全感等公共产品，大大稳定国家政权根基。

　　与此相反，失败的吏治，表现为庸碌低效的政府，不仅增加社会运转成本，甚至持续减弱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扭曲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导致潜规则盛行，最终侵蚀政权根基。

　　礼治与法治、自律与他律、制度与道德相辅相成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宣帝此言虽驳斥太子“纯任德教”的偏废倾向，但更透露出汉代法儒并用、刑德兼顾的治国治吏思想。

　　《史记》首开循吏、酷吏之别，前者兴礼重教、为政以德，后者执法严苛、用刑刻深，尽管当世的司马迁褒扬循吏、贬抑酷吏，但也说后者“虽惨酷，斯称其位”，肯定了其在吏治方面有其积极作用。实则，循吏、酷吏之别，并非“礼治”“法治”之分，而是对如何明法、用法有着道德理解上的不同。

　　文帝时，廷尉张释之认为“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用法持平，务为宽厚，因而时有“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之誉。景帝时，蜀守文翁，在劝农兴教的同时，“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法治与德教并行不悖。

　　武帝时，御史中丞杜周善于揣摩上意，“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完全以皇帝的意旨为转移。宣帝时，酷吏严延年“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奏可论死，奄忽如神”。其虽精通律令，但却是利用具体条文的模糊性，肆意解读，为己所用。上述杜、严的行径虽于法令有据，却于法理无凭，名为守法遵法，实为蔑法枉法。

　　对于法治的认识，汉文帝曾言：“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率善人也。”可见，用法的根本目的，是以“禁暴”而导善。钻法律空隙、“深文周纳”固然失之于苛细教条，而轻忽道义、法外造法，更违背了法治的本义。立法执法须合乎“正”义，近乎人理，礼法并重，德律兼修，不可昧于一途。

　　制度的退化与异化

　　制度虽明为刚性，但却是由人来执行的，其间腾挪辗转余地颇多。实际上，几乎所有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都面临着渐趋“退化”减弱乃至“异化”为非的尴尬。

　　如辟除一制，本为公卿牧守自行选任僚属以佐政治民，求上下相谐、政事通达，但主官为增强个人势力，便借此之机，笼络士人，而士人为了做官，也竞相依托权门。此制度便由国家公器一变为私欲之器，主官僚属成为私恩的结合。西汉时被选拔者尚为国家官吏，到东汉则已成为主官的私属，只知有恩主而不知有朝廷。东汉末年群雄竞起，天下崩裂，这与用人之权转移到疆吏之手有莫大的关系。

　　又如任子制，西汉制度明确规定为一人，但实则保任二人、三人乃至多人者，不以为意。到东汉时更是恶性发展，无论保任者还是保任的对象都不断扩大，而标准也形同虚设，“不以德选”，完全由父兄荫庇得官。后果显然是一则败坏吏治，二则催生了“累世簪缨”的豪门世族，种下了地方割据的祸根。

　　除选官外，其他制度同样如此。如上计本为下情上达、朝廷据以奖惩官吏、进而规议国事的重要措施。但到后来，已成徒具形式的空壳。汉宣帝就说过：“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

　　因此，如何应对制度执行过程中的衰减弱化，如何发掘制度中的合理性而限制其消极面，是个由古及今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