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14日早晨，在羽田机场度过一个不眠夜后，我坐上机场大巴，正式开始了在日本的求学生活。作为一只在学术上亦是初来乍到的鶸鸟，心中不免充满忐忑。

　　由于我目前的主要关心领域之一乃是秦汉出土文献与社会，故在鲁西奇师的建议与介绍下前往日本中央大学(以下简称“中大”)跟随阿部幸信先生学习。这半年以来，除在中大的学习之外，还参加了学习院大学鹤间和幸先生的研究生课程和东洋文库的二年律令研究班。回顾一下这半年来东渡学习的所见所闻，也算是给自己一个交待。

　　中大受学

　　中大为日本的传统私立名校之一，最初是由法学立家。在历史学方面，亦有较强大的师资实力和较为完整的学科建制。东洋史学一共有五位教授，分别是主要研究埃及阿拉伯世界的松田俊道先生、内亚新疆的新免康先生、秦汉魏晋南北朝的阿部幸信先生、南北朝唐宋和都市史的妹尾达彦先生、明清史的川越泰博先生。此外，还有兼聘的老师开设各种课程。在中国史研究和教学方面，除先秦稍显不足外，自战末秦汉至近现代，能够给学生以横贯古今的通史视野，这在日本也是不可多得的环境。

　　中央大学多摩校区正门(来自wikipedia)

　　日本的本科史学教育，总体而言应该是较为传统和严格的。在中大，本科生(日本称“学部生”)一、二年级主要修各时段的通史课程(如“东洋古代史”、“东洋中世史”、“东洋近世史”和“中国近代史”)和较为基础的“史料讲读”和“基础演习”课，打下史料基础;三、四年级学生则要修读各时段的“演习”课程，主要内容亦是读史料。总体而言，日本史学专业本科生教育的目的，是给学生严谨的学术训练，培养其基本的学术素养。尽管日本的老师们有时也会被“学历史有什么用”、“读史料这么细有什么用”之类的问题所困扰，但找工作和就业率等更多是大学和学生本人的事，而不是老师上课、教学所需要操心的。日本更为严格的学术训练，则从本科生开始便被要求掌握较高的语言水平，甚至能在一定程度上阅读各种当代语言的研究文章，但中大的学生们可能不太做得到。不过，为培养语言能力，中大东洋史专业向修习阿拉伯史、内亚史和朝鲜史的学生，开设了初级和高级的阿拉伯语、亚洲诸语言和韩文课程。而有志于研究中国史，又不满足于日本传统的汉文教育的学生，则可以选修中国语言文化专业开设的中文课程，或利用各种校际留学项目去中国学习语言。

　　着名校友新海诚导演talkshow排队人群(作者拍摄)

　　这一学期，我的身份暂时是“研究生”。这通常为一种过渡性的身份，没有修课取得学分的必要，属于有学籍但非正式在学的学生，在中国的大学体制中或许不太常见。这种制度也可以为短期留学提供便利，如清华大学的博士生管俊炜兄，本年就以此身份跟随妹尾老师学习，为博士论文的写作做准备。我在11月份通过留学生入学考试，4月份将正式入学成为“大学院生”，即中国意义上的“研究生”。由于这段时间没有学分或论文写作的压力，亦属于一个适应文化和教学方式的阶段，总体而言有比较大的自由度。

　　由于去年一年阿部老师休学术假，本科的通史课拜托了户川贵行先生代任，他师从川本芳昭先生，在九州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对六朝史和北朝民族史均有精道的研究，现在山梨大学兼课，参加过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的老师应该对他十分熟悉。本科的演习课则请早稻田大学的博士楯身智志先生代任，他是工藤元男先生的高足，主要研究西汉史。研究生课程，则拜托了现任国士馆大学教授的津田资久先生代任，津田老师是北海道人，亦曾在北大王铿教授处留学，他从史料批判的角度从事魏晋南北朝史和历史编纂学的研究，较为国内学者所熟知。除这三位老师的课外，我还旁听了川越泰博先生的两门本科生课，并参加了院生的课程。四位先生风格各异，以下分述之。

　　津田资久老师在2008年石刻合同研究会上发表演讲(照片来自明治大学东亚石刻研究所网站)

　　户川老师上半个学期讲南朝史，这个学期则是从北朝游牧民的视角来解读北朝以至隋唐帝国形成的问题。由于涉及游牧社会结构以及北朝至隋唐的国家结构等较为宏观的问题，听众主要是低学年学生，要让年轻学生把握外国史中较为抽象的议题，这对老师而言是非常大的考验。户川老师大体根据川本芳昭先生《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每一节课都准备4面A4纸容量的讲义，讨论三至四个议题(如“北魏游牧民的礼乐制度”、“六镇之乱”)，各议题下简明扼要地归纳各个学者的基本见解;而在川本着作出版后得到发展的一些课题，户川老师补充了相关内容。因此，这份讲义亦是相关研究的基本书单，学生今后写论文时，可以据此寻找论题和先行研究。上课前，讲义印发给每一位同学。上课时不使用ppt，会请各个同学朗读相关的段落，老师则用大量的板书引导学生，把复杂问题化简展开说明。这种讲法虽然无法避免脸谱化的困境，但就初学者而言，应该是十分合适的。课后，我总是跟着户川老师一起去中大学生食堂吃午餐，他总是点一份310日元的咖喱饭(据同学说，阿部老师似曾“教育”户川老师应注意饮食均衡，不可如此偏食)。席间我们常常闲谈，话题包括中国的经济和房价、户川老师的中国留学生活，一直聊到陈寅恪先生的关陇集团和关尾史郎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大会上发表的《后〈隋唐帝国形成史论〉50年》等学术话题，亦可谓是其乐融融。

　　楯身老师的古代史演习课，参与者基本为三四年级的本科生;安排学生精读的材料，为《史记》的楚汉相争至刘邦之死部分——从楚汉相争至项羽之死，以《项羽本纪》为纲，与《高祖本纪》对读;从项羽死后至刘邦之死，则以《高祖本纪》为纲，与其他相关传记对读。日本读汉文史料的方式有千百年的传统和流变，目前最基本的做法仍是将汉文一字一词地按照日本古典文法训读，作成“书き下し文”(见图4);而在此古典汉文的基础上，学生们还需要将它译成现代日语。这样的读法，对中国学生来说也是十分有益的，毕竟在“母语”的环境下，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之处蒙混过关。除此之外，学生还要在不理解之处或有必要给出注释处作注。楯身老师还要求学生绘制每部分涉及战事时的地图，并比较相对读的文献在叙事方面的差异。这一学期是将学生分成数个组轮流两次进行，组内的每位学生分配到具体段落后，做成包括训读、现代日语译文、注释、内容对比和相关地图的讲义。上课时，老师挑出一份完成得较好的讲义作为范本印给大家，并请这位同学朗读相关内容。老师则用ppt放出原文，并用手写板解读难点、修正错误。经过这样的训练，学生无疑能够掌握读史料的基本方法。

　　日本式汉文训读的一例(津田老师课上本文作者所作的《建康实录》讲义)

　　津田老师的研究生课，规模则要小得多——只有我和阿部老师门下另一位硕士生参加。在这学期小课上，我们主要读六朝史相关的“奇书”《建康实录》。三个人的课，便有了较高的自由度，充满了欢乐。津田老师四十岁出头，爱四处旅游，爱泡温泉，爱看电影(从星战到新海诚等)，爱看动画(从高达、宇宙战舰大和到战车少女)，爱唱卡拉ok，爱和学生打成一片，对享受美食和美酒的方式，也有极精深的研究，可谓无比热爱生活。前一个多月的时间，主要由津田老师介绍《建康实录》的基本情况和研究史;随后才由我们两个学生，轮流制作资料读正文。读文献的基本方式，也是按照训读、现代日语译文、注释的方式进行，在与《三国志》能够对读的地方，我还制作了简单的史料对参表。研究生课程有较大的发散性，我们从下午1点20上课，4点30下课，常常一半以上的时间从文本本身出发，谈到其背后的思想和性质，以及各类相关的文献和历史。因此，一个学期下来，连第一卷都没读完。不过，这种上课的方式在学问上的收获，自然是赶进度式的走马观花所无法比拟的。

　　川越泰博先生已是古稀之年，今年4月就将从中央大学退休，因此这事实上是老先生站在讲台上的最后一学期了。川越先生的研究对中国的学者而言，可能并不十分熟悉(也可能是由于我在厦大接触到的学术史叙述和学术讯息所致)。相对于研究明清地域社会和经济史，并在某种意义上对“华南模式”的研究提供了灵感的森正夫、岸本美绪、滨岛敦俊、滨下武志等诸位先生，川越先生钻研最传统的明代政治史、军事史(包括卫所制度)和明蒙关系等议题。川越先生的本科生课堂十分严谨，通史课人数较多，要求学生在下课时填写出席卡，而人数较少的演习课则每次都从点名开始(不过，我从未见到中国式的代签到，也没听到学生对老师上课点名叫苦连天)。上课的时候，先生会要求所有学生把水杯和饮料瓶收起。想起第一次坐在日本课堂时，我因坐姿不雅而被先生提醒，顿时满脸通红。本科的通史课程，川越先生本学期以明蒙关系为主纲，从明朝建立一直讲到清朝入关;上课不印发讲义，全凭老师口述，碰到各种专有名词和人名，则于黑板上板书。这大概是最传统的一种教学方式，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它对于日本年轻学生的难度——不少源自汉语的文绉绉的词汇，老师可能不去解释，但它们已经从年轻人的语言中消失了;即使如此，这门课依然座无虚席。而面向高年级学生的演习课难度则更大，精读材料选用的是东北师大李洵先生的《明史食货志校注》，简体字对一些日本同学来说似是天书，而现代汉语写成的注释，老师也要求学生先用古典日语训读，再翻译成现代日文。研究生课依然是读史料，对读《明史宪宗本纪》和《明宪宗实录》，四名学生参加，毕业多年一直在学校作非常勤讲师的前岛佳孝先生也来旁听。虽然川越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但讲课时不时流露出的幽默风趣和小八卦，对本科生毕业论文耐心、细致的指导，让年轻学生对他敬爱有加。我因为春节回国，无法参加2月9号的退休谈话会，心里十分遗憾，亦借此机会祝愿川越先生身体健康、退休生活幸福美满。

　　川越泰博先生新着《永乐政权成立史研究》(汲古书院2016年)

　　中大以外

　　学习院大学，成立于幕府时代末期，当初是一所日本皇室和华族专用的学校，校名源自“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直到现在，日本皇室的成员依然在学习院及其附属的中小学接受教育。据说天皇家的公主，曾经是鹤间先生本科班的学生。与普通学生一样，她认真地上课，“正常”地与老师、同学一起聚餐饮酒，过着“普通”的大学生活——只不过会有保镖时刻陪同。我若早些年来，或许还能有幸见识这样的景象吧。

　　学习院大学(图片来自雅虎)

　　对于鹤间和幸先生，大概不需要过多的介绍。他是日本着名的秦汉史家，尤其对秦始皇和他的帝国有极其精细的研究。学习院的历史学科体系，与中大等私立名校有较大的不同。在中大，学生进入文学部(研究生则是“文学研究科”)下的西洋、东洋、日本史学等各专业。而在学习院，选择历史学各专业的学生全部进入“历史学科”，必须选修西洋、东洋和日本史等各方面的课程，而在写毕业论文时再确定方向，研究生也不例外;这与国内的“历史系”或“历史学院”的教学体制，倒有某种相通之处。因此，鹤间老师的研究生课程的规模就相当之大，有十多个学生参加，除中国史外，亦有研究日本史和东南亚史的学生参与。各学期的研究生课多配合学生完成论文所使用的史料，由一人主讲，大家一起跟着读。本学期便由硕士二年级的山田君主讲北大汉简《赵正书》，他相当优秀，所制作的讲义不仅包括简文的训读和日语译文，整理者对《赵正书》所作的所有注释，也一并译为日语。鹤间老师则在读的过程中提出问题，共同探讨史料解读的问题。鹤间先生对培养年轻学生很是用心。在课堂以外，我仅在跟着本科生班参观东京富士美术馆之后与先生有过一次共饮的机会，氛围相当融洽。在“二次会”上，先生坐在一堆喝得醉醺醺的年轻人中悠然自得，又在散会时带着满脸笑容离去，对年轻学生成长的喜悦和期盼可谓是溢于言表。(“二次会”是日本的聚会习俗，指一群人聚会喝酒时，会换一家店接着喝，此时在第一家店的聚会叫“一次会”，同理，也可能有“三次会”甚至“四次会”。各次会之间，组织者会形式化地宣布“解散”，若不胜酒力，则可以趁机离开。)

　　鹤间和幸先生(来自学习院大学官方网站)

　　对中国史学者而言，东洋文库应该是异域的一处圣地了。来日本仅两个星期，我便有机会到东洋文库学习，不知是不是前世修到的福分。文库的中国地域史研究班，在国内学界小有名气。主要的两个研究会，一是洼添庆文先生发起的《水经注》研究会，另一个便是由池田雄一先生发起的张家山汉简研究会——虽然名曰《二年律令》研究会，但目前研究会上的主要活动，则是各位发表关于《岳麓书院藏秦简(四)》的研究报告。参加研究会的老先生，还有太田幸男先生和藤田忠先生;现役学者，除了刚过还历之年的专修大学教授饭尾秀幸先生外，其他均为二十至四十岁出头的年轻人。研究会每个月召开一至两次，由三位老先生之外的各位学者轮流发表研究报告。报告不见得是多么成熟的论文，或许更像札记;大家聚在一起读相关的史料，并讨论其中的问题。文库每年会出一部分经费，支持研究班前往中国进行实地考察，并代表东洋文库与海外的中国史学者进行国际学术交流。上个月末日本年底，张家山汉简研究班便到里耶、益阳和长沙走了一回。我因加入时行程已经敲定，未能同行。

　　东洋文库(来自wikipedia)

　　话说回来，中国史在日本的学科体系中属于“东洋史”，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充满日本特色和东方主义的奇怪概念，其逐步成立和成熟，乃是在明治维新以后。仔细想想，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其所涉及的研究区域基本在日本列岛以西，更为奇怪的是，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古代史，在日本基本上属于西洋史的范畴，而阿拉伯化之后的历史则划入了东洋史。不过高中的历史教育体系倒有一点和中国类似，即分为日本史和除日本以外的“世界史”。尽管我倾向于否认这些范畴据以成立的根本逻辑，不过这或许并不是很重要。

　　除在两校和文库的研究活动之外，这半年来我还参加了一些学会和讲座。如9月17—18日在东京大学举行的日本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12月3日由气贺泽保规先生主持的第八届东亚石刻研究会，王安泰先生在东京大学、王其褘周晓薇先生夫妇在中央大学、夏炎先生在中央大学和学习院大学的讲座。在日本，学术活动之后，照惯例都举行“恳亲会”，大家欢聚一堂，吃饭饮酒聊学问，谈天说地。习惯了日本的中国学生和老师们，在见面时会半开玩笑地说：“嘿，今晚你‘恳’吗?”按照日本的习惯，恳亲会虽然是AA制，但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各付各的”：一般来说，退休的老先生出资最多，参加工作的中青年学者其次，而没有工作的年轻学生，则出几百到一两千日元意思一下。阿部老师曾对我说，你来参加日本的学会却不出席恳亲会，没有意义吧!看来在日本，正儿八经的学术场合的报告和讨论倒是其次，真正的精髓反而在于餐桌上带着酒精香气的辩论、意见交换，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