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甲午战败，李鸿章在马关议和签约，据说会见伊藤博文时，曾对战败作了反省，并预言：“日本非常之进步足以使我国觉醒。我国长夜之梦，将因贵国的打击而破灭，由此大步进入醒悟之阶段。”李鸿章此言不虚，几年后见证国人渐已醒的梁启超断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因为“吾国则一经庚申圆明园之变，再经甲申马江之变，而十八行省之民，犹不知痛痒，未尝稍改其顽固嚣张之习，直待台湾既割，二百兆之偿款既输，而鼾睡之声，乃渐惊起。”确实，此次战争失利“惊起”的不仅仅是官僚士大夫，还有社会底层的士人学子。这从他们晚年的回忆录就可见一斑。

　　使人民“大感吃惊”的战败

　　包天笑(1876-1973)在《钏影楼回忆录》里写道：“那个时候，中国和日本打起仗来，而中国却打败了，这便是中日甲午之战了。割去了台湾之后，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日本国呢?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还有它应该研究的学问呢!”“那个时候”的包天笑19岁，刚刚考中秀才，高不成低不就的，正为前途迷茫呢。在姑丈的劝说下，拜师学做八股文，准备考取更高的功名。然而甲午战败，发动了他的民族思想，他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转而对时论感兴趣，由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走上了办报与写作的道路。

　　甲午战败那年，周作人(1885-1967)10岁。在回忆录里，他是因回忆父亲生病的时间而谈及甲午战争的。“父亲的病大概是在乙未年的春天起头的，这总不会是甲午，因为这里有几件事可以作为反证。第一个是甲午战争：当时乡下没有新闻，时事不能及时报道，但是战争大事，也是大略知道的：八月里黄海战败之后，消息传到绍兴，我记得他有一天在大厅明堂里，同了两个本家兄弟谈论时事，表示忧虑，可见他在那时候还是健康的。”尽管周作人没有直接表达他对甲午战争的感受，但他能从大人的谈话中听出忧虑，从侧面说明他已意识到甲午战败对国家是不利的。

　　蒋梦麟(1886-1964)比周作人小一岁，两人一个家在余姚，一个家在绍兴，相隔不远，同处绍兴府。由于蒋梦麟写回忆录《西潮》时身处昆明，正值抗日战争时期，炸弹像冰雹一样从天空掉下，战斗机在头上轧轧掠过。处在这样一个战火纷飞、山河破碎的环境里，作为一名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自然会蒿目而忧世之患，所以其回忆录不仅追忆个人的成长历程，而且更多的是讲述近代中国的危难与变迁。其中就多处涉及甲午战争的内容，有的是历史的思考，有的是自己的经历、见闻及感受，都很精彩，也极有价值。前者有一处，是论述甲午战争的原因及后果，他说中日两国被迫开国后，日本“正以一日千里之势向欧化的途程迈进，中国对此却毫无所觉。半世纪以后，这个蕞尔岛国突然在东海里摇身一变，形成了一个硕大的怪物，并且在一八九四年出其不意地咬了东亚睡狮一大口。中国继香港之后又丢了台湾。这只东亚睡狮这时可真有点感到疼痛了，茫茫然揉着惺忪的睡眼，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扰了它的清梦”?

　　蒋廷黻(1895-1965)生于甲午战败那一年，他当然不知道甲午战争，由于信息闭塞，他的乡亲也同样不知道。蒋廷黻在回忆录中提及此事：“我出生那年，适逢中日战争。中国战败，签订马关条约，被迫将台湾割给日本。后来我从族人那儿获悉，邵阳乡下的老百姓若干年后才知道中日之间发生了战争。这并不稀奇。因为当时邵阳没有报纸，也没有邮政电信设施”。稍长，蒋廷黻就感受到甲午战争的影响及其带来的变化：“十九世纪末和廿世纪初期日本的崛起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大感吃惊。在此以前中国人称日本人是‘小日本’，话中含有不屑之意。何以如此，至今我仍不解。有些中国读书人称日本人为‘倭寇’，因为过去日本人曾经结伙劫掠过我国的沿海各地。一八九五年日本战胜中国，全国震惊。知识分子开始自问：日本何以能够如此?大部分人(虽然也有少数例外)都认为是明治维新的结果。因此，一八九五年后，在中国产生一种维新的潮流和政治运动。……待一九○五年日本战胜俄国，维新之议已成不争之事实。中国必须循着日本的成功之路去维新，去改革。其中一项最具体的措施是建立新教育制度”。而蒋廷黻就是这一措施的获益者，由此他离开乡村私塾进城里的新学校读书，后留学美国，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惨痛教训后冀望“精诚合作”

　　与上述诸人同样出生于甲午前后，但着名侨史专家、报人朱镜宙(1889-1985)的甲午叙事却与众不同。朱镜宙是浙江乐清人，甲午那年，他刚开蒙，跟随堂叔读书。也是因为信息不畅的缘故，他及其家人并不知道中日开战之事。等到他们知道已是中日战争结束的第二年，可依然是道听途说，搞不清中国究竟同哪个国家打仗：

　　一个冬天的晚上，碎坎伯不知从那里得到消息，气呼呼地告诉我父亲说：中国与外国番邦打起仗来了!万一打到我们这里来，番人是“蛮子”，无理可讲，希望我父亲早作安排，同去白龙山盖两间茅蓬，作为临时避难之用。因为白龙山东北可通南北鸽，西北邻接仙居，都是崇山峻岭，番人所穿的鞋子，与我们不同;他们两只腿，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可以屈伸自如;走起路来，好像僵尸一般，上山下山，更不方便。所以白龙山是个好去处。当碎坎伯发表他那一篇演讲式的大道理时，我父亲只是静听着，觉得理由很充分，频频点头，表示附议。嗣后，二老每一相见，话题的重心，不外讨论如何上山结茅，但也始终只是“说说”，因为要实行，问题就没有像“说说”那样简单了。

　　母亲从那天起，也紧张起来，将男女老幼的衣服，凡不便带入山中去的，一股脑儿装满一大箱，塞在漆黑的阁楼上面，以为像这样处置，即使番兵来了，也不致有损失。一切部署既定，一家人专待茅蓬盖好，父亲一声令下，便可立时总动员，扶老携幼，向白云深处，作隐居生涯去了。

　　其实，那时中日战事早已结束。碎坎伯道听途说的消息，已是旧闻，但乡下人还替它作花边新闻看。吾乡有句俗话：“乡下人讲朝廷。”意思是说：“乡下人所谈的国家大事，其真实性永远是令人怀疑的。”

　　也许是这个“乡下人讲朝廷”的风波给幼小的朱镜宙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或者是知不足而后学，所以他晚年作回忆录时，着重研究了甲午战争这段历史，并不顾全书体例，将其研究成果编入正文，列为第六、七、八三节，因而显得有些另类，与众不同。这三节都以《甲午中日战役记》为题，在题后用“上”、“中”、“下”相区分。上篇专论海战，指出丰岛海战是日本通过间谍获得中国运兵的消息而发动突然袭击的。由此他评论道：“间谍战术，发源甚古，而在现代战争中，地位尤见重要!两军交锋，间谍情报的正确与否于战果有其决定性。我们今后处理公文书的方法，应从防谍方面多多注意才是。”对于日本海军的偷袭，他提醒说：“‘出其不意’，‘先下手为强’，是日本一贯的狡猾作风。一九三○年十二月八日(应为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偷袭美国珍珠港，即是甲午偷袭中国海军的重演。寄语后人，务须格外提防”。

　　中篇论述陆战及《马关条约》，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凶残暴行及险恶用心。尽管成文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距今已四十多年，但所论尚未过时，能给人启发，甚至某些内容并不广为人知。如旅顺大屠杀就知者甚少，文中已有反映：“旅顺继陷，日军残杀无辜，生者仅三十六人。其惨无人道如此”!再比如对《马关条约》的评论也很有见地：“《马关条约》苛刻已达极点!赔款二万万两，是开世界战争赔款史上未有的创例。割地除朝鲜藩属外，还加上台湾、澎湖列岛。并得在通商口埠，从事各种制造工业，而课税则视同入口货，仅纳值百抽五，以制吾国工业的死命。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曾备受列强侵略的苦痛，及一旦发迹，其凶恶毒辣的面孔比任帝国主义尤甚”!更恶毒的是在三国干涉还辽时，日本内部商量对策，决定“放弃占领该半岛，而大大增加其赔偿金额，使中国永远不能还清为上策”。“使中国永远不能还清”其实就是想搞垮中国，永世不得翻身，日本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因而朱镜宙一针见血地指出甲午以后日本对中国发动的一连串事变，“即此国策所结的恶果”。

　　下篇分析甲午失利原因。这是甲午战争的一个永恒话题，实际上从甲午战败那刻起就有人在谈论、在反思，直至今天仍是热点，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基本已从归罪于一个或几个人，转而着眼全局，强调问题主要出在当时的国家体制上。朱镜宙的看法偏向前者，认为甲午失利翁同龢应负全责，“同龢误国之罪，虽百喙其何能辞”，而李鸿章作为战争的总指挥，“措置失当，亦难辞咎”。这样的论断现在来看不免有些偏颇和过时，但本篇最后对这场战争的影响以及中日两国关系前景的评论则亮点颇多，有真知灼见在焉：

　　甲午一役，日本因得到一笔意外的横财，变成东亚暴发户。于是每个人都吃得饱饱、穿得暖暖。国内轻重工业，也因此同时突飞猛进，欣欣向荣。教育也发达了。从此遂成为现代的一等国。中国呢，战败之余，负担加重，国家人民愈来愈穷，其影响及于政治的是贪污盛行，至今犹猖獗未已。其及于社会者，则颓靡不振，遇事得过且过，不肯负责。

　　然而“福兮祸所伏”，日本固然得到一时的便宜，顾自此武士精神抬头。迄日俄战役后，更举国若狂，醉心武力，以为只有战争是一本万利的好投资。寖假而至军阀用政，以中国为其宰割对象，结果发生九一八、一二八以及卢沟桥一连串的惨痛事变。八年间的中日战争，中国固然精疲力竭，疮痍满目，日本也一度尝到亡国滋味。追原祸始，当年伊藤博文的穷凶极恶，欲使中国永远不能翻身的毒辣条件，予军阀以鼓励，未始不是一种远因。

　　往者已矣!如能因眼前的惨痛教训，从此互相提携，在平等原则下，两国彼此精诚合作，利用日本的技术与资本，以开发中国的经济潜力，则不特中日均蒙其利，东亚和平从此也可确保，世界亦将蒙庥。……但中日的合作，宛如谈恋爱，必须两相情愿，不是某一方面单相思所能为力。所以后果如何，还得要看日本当代政治家的反应了。

　　中日能否保持友好的关系要看日本政治家的反应，朱镜宙在四十多年前所下的论断至今仍通用，说明他对甲午战争的研究确实不是浅尝辄止，浮光掠影，而是带着思考、带着问题去的，所以研究自有心得，结论经得起检验。

　　朱镜宙在回忆录自序中说，他身处甲午以来的大时代中，“八十年来一切的剧变，皆是打破历史上任何时期的记录”。诚然，甲午战争刺激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开启了近代中国的一个转型时代，所以有关甲午战争的回忆录不少。以上所撷取的仅是其中的部分，这些作者或口述者出生于1876年至1895年间，分布于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除蒋廷黻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外，其余均为尚在求学的青少年，可谓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士子。他们关于甲午战争的记述都来自亲历亲闻及其生发的内心感受，是真正来自下层的声音，鲜活生动，切实可靠，可以补文献记载之不足，但往往为人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