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形拓是一种墨拓古器物立体形状的特殊传拓技法，出现于清代嘉道年间。据徐康《前尘梦影录》记载，由嘉兴人马傅岩始创，僧达受得其传。马傅岩，名宗默，字起凤，斋号课耕斋，浙江海盐武原人。《金石屑》曾载有马氏所拓汉洗全形，有嘉庆三年(1798年)题记。近年，北京某拍卖会上出现过马傅岩所拓周举父辛尊及鲁侯角全形拓本，是难得一见的马氏全形拓实物。

　　马傅岩虽为全形拓的创始者，但后世名气，显然远不及达受。僧达受(1791-1858)，嘉兴海昌(今海宁)人，生平嗜金石。据其自编年谱《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记载：“壮岁行脚所至，穷山邃谷之中，遇有摩崖必躬自拓之，或于鉴赏之家得见钟鼎彝器，亦必拓其全形。”达受交游甚广，尤与阮元、何绍基、戴熙以及徽商巨贾程洪溥(木庵)等关系最契，阮元以“金石僧”称之，一时传为佳话。

　　达受全形拓本颇见有传世者，浙江省博物馆藏《六舟剔镫图》是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一件作品。画面上所拓西汉竟宁元年雁足镫，系乾隆年间扬州盐商马曰璐玲珑山馆旧藏，后归巴慰祖，又为徽州程洪溥(木庵)购得。六舟和尚与程木庵乃至交，先后数度赴徽州，寄宿程氏铜鼓斋，为其传拓家藏古器数量十分可观。此图拓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六舟首度赴徽州时，由他本人传拓器形，友人陈庚缩摹其小像于盘底之间，一作摩挲古器状，一作握针剔锈状，形象憨态可掬。

　　同光时期全形拓技术的发展，可以陈介祺为代表。陈介祺(1813-1871)，字寿卿，号簠斋，山东潍坊人，道光进士。生平好收藏古物，又长于墨拓。在晚清金石界，陈介祺的名字如雷贯耳，吴大瀓在给陈介祺的信中云“三代彝器之富，鉴别之精，无过长者，拓本之工，亦从古所未有”。

　　全形拓的真正鼎盛期还是在民国以后。周希丁、马子云等名家在吸纳西方绘画技法的基础上，将这门技术推至登峰造极，贡献尤大。

　　周希丁(1891-1961)，本名康元，以字行，江西临川人。早年在琉璃厂开设古光阁古玩铺，新中国建立后曾在首都博物馆等单位任职，负责摹拓古器物和文物鉴定。他曾为传拓专门学习过西洋透视技法，故其所拓器物全形立体感强，各部分比例结构也较为合理，此外“周拓本”的用墨也极为讲究，往往能给人以一种匀净苍润之感。陈邦怀评其拓形方法“审其向背，辨其阴阳，以定墨气之浅深;观其远近，准其尺度，以符算理之吻合”(《石言馆印存》序)。他曾手拓故宫武英殿、宝蕴楼及陈宝琛(瀓秋馆)、罗振玉(雪堂)、孙伯衡(雪园)等诸家所藏铜器，尤其是为陈宝琛瀓秋馆所拓的青铜器全形，多以六吉棉连纸淡墨精拓，极为精妙，后整理出版成《瀓秋馆吉金图》一书，影响很大。

　　周希丁的弟子有韩醒华、郝葆初、萧寿田、宋九印、马振德等，其中小徒弟傅大卣(1917-1994)，生前供职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能传师法，也是拓彝器全形的高手。

　　马子云(1903-1986)，陕西合阳人。1919年进北京琉璃厂碑帖铺庆云堂当店员，1947年受故宫博物院招聘传拓铜器碑帖，并从事金石鉴定和研究。生前曾任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他本人曾这样回忆早年学拓全形的经历：“欲学传拓铜器之立体器形，即在各处求教，皆一一碰壁。无法，只好自己努力钻研，经过2年苦研，始能拓简单之器形。予仍继续努力掌握钻研，终于拓成一比较合理之虢季子白盘立体器形。”(马子云：《石刻见闻录》序)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虢季子白盘全形拓片是其代表作。

　　据其弟子纪宏章回忆，此件作品是上世纪60年代，马子云先生在鲁迅艺术学院的几位青年学生配合下，花了将近3个月时间才完成的。马氏全形拓的一大特色是先摄影，用放大尺依其尺寸放大，然后再施拓，与传统方法相比，拓片图像更为逼真，细部毫发毕现，令人叹为观止。马子云着有《金石传拓技法》一书，其中有专节谈及全形拓。

　　马子云的学生有纪宏章、周佩珠等，今故宫博物院从事传拓的郭玉海，乃纪宏章弟子，亦擅此技。

　　除了以上介绍的几位代表性人物外，清代以来，见于文献及拓本印鉴者还有李锦鸿、魏韵林、苏忆年、黄少穆、薛学珍、陈紫峰、马衡、陈粟园、谭荣九、李虎臣、施耕云、叶子飞、张木三、刘蔚林、刘瑞源、丁绍棠、李月溪、朱春塘、王秀仁、金兰坡、吴隐等，但不少拓工的生平资料，今已难以查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