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宗仰上人是近代重要的诗人、画家、教育家、园林艺术家。是南京栖霞寺“中兴第一代祖师”，被梁启超誉为“我国佛教界中第一流人物”;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患难相交，倾力相助。今日恭逢宗仰上人圆寂纪念日，顶礼缅怀宗仰上人!南无阿弥陀佛!

　　宗仰上人(1861-1921)，近代重要的诗人、画家、教育家、园林艺术家。是南京栖霞寺“中兴第一代祖师”，被梁启超誉为“我国佛教界中第一流人物”;参与发起成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爱国教育和推翻清朝为宗旨的革命团体——中国教育会，并任会长;组织出版邹容的《革命军》;与章太炎、章士钊一起，以《苏报》为阵地，开展反清革命宣传;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患难相交，倾力相助;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却归山闭关苦读。为表彰他为民主革命做出的卓越贡献，1936年国民政府通过决议，对他明令褒奖，并拨专款修塔立碑。

　　宗仰上人是江苏常熟人，俗姓黄，原名浩舜，又名用仁。1880年入常熟清凉寺为僧。1884年至镇江金山寺依大定法师受具足戒，法名印楞，别号乌目山僧。

　　1899年，多年担任金山寺监院的宗仰上人，接受皈依弟子、上海着名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的再三邀请来到上海，讲经说法，并主持哈同花园的建设工程。从此，宗仰上人以哈同花园为阵地，结交四方豪杰，投身民主革命运动。

　　1901年夏天，传来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的消息。刚到上海的宗仰上人，面对庚子巨变，悲愤难忍。他在寝室辗转反侧，数日不眠，抑制不住内心激愤，创作了国画《庚子纪念图》，表达对侵略者的无比痛恨和对清廷的极度失望。画面上是断垣残壁的宫阙，残破的城墙上插着八国国旗，表示古老的北京城已陷入侵略军之手。画好后，他意犹未尽，又题诗7首，表达“难倾国泪详图画”的心情。

　　为唤起国人对庚子国耻的铭记，1901年7月4日起，宗仰上人在《同文消费报》上发表《庚子纪念图》，并连续30天以大号标题刊登广告，征集题诗作文。一时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连远在日本的章太炎也作文支持。这样的盛况，使本来名不见经传的这份报纸，一时洛阳纸贵、声名大振。这幅画成为当时不忘国耻、振兴中华的着名警世之作，而宗仰乌目山僧的名号，也名扬大江南北。

　　在宗仰上人的生命历程中，诗和画是他表达国是看法的常用形式。1915年12月，已经回到金山寺咏思堂闭关阅经的宗仰上人，为表达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倒行逆施的愤慨，创作了《江山送别图》，赠送给当时正在江苏省第六中学任校长的老友刘永昌，并在上面题款“共和末日，写此用留纪念”。

　　1902年4月，宗仰上人与蔡元培、章太炎、蒋维乔、吴稚晖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在《中国教育会章程》中，明确成立这个团体的目的，是要实行以民族主义、民主主义为宗旨的社会教育，以改造中国，培养具有民主共和观念的国民。教育会总部设在上海，在全国各地设立支部，下设教育、出版、实业三个部。教育部在全国主要城市开设男女学堂，以教授现代基础知识和各种专业技艺;出版部以上海为中心，编印教科书、出版报纸和有关学术着作;实业部职能是开设工厂公司，以便增加教育经费来源。

　　1902年10月，由中国教育会创办的爱国女校开学，由蔡元培负责教务，经费全由宗仰上人筹措解决。学校彻底抛弃封建礼教束缚，完全实行知识型、思想型教育，分预备科、普通科和特别科三级。在学科上不仅设立历史、地理、数学、化学、体育、伦理课程，还开设英语、日语、意大利语课程，在高级班还开设国家学、时事评论课程。

　　1902年11月，为防止革命思潮影响，清政府照会日本政府，决定停止派遣留日学生，一批留日学生回到国内。同时，上海南洋公学、南京陆军学堂也因禁止学生言论自由发生罢课风潮，200多名学生被迫退学。这些学生纷纷求助于中国教育会。为安置这些学生，宗仰上人又募集500两白银，创办了爱国学社。

　　1903年，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和《苏报》三位一体，成为东南地区民主革命的三大堡垒。同年4月，浙江大学堂80多名学生为反对校方无理开除6名进步学生而集体退学，并致信中国教育会，请求支援。为此，宗仰上人以罗迦陵的名义，致信《苏报》，号召社会各界支援学生。《苏报》以“乌目山僧来稿”为题，在“专件择要”栏目发表。由此宗仰上人与《苏报》结下深厚的文字缘。这一时期，宗仰通过爱国学社，结识了章太炎、邹容两位着名反清革命思想家。当时邹容已在上海修改完成了《革命军》一书，请章太炎作序。看过《革命军》的章太炎为邹容的民主革命思想所震动，当即请宗仰上人、柳亚子等人筹措资金出版。宗仰上人协同诸人分头行动，很快使章太炎作序、章士钊题签的《革命军》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系统宣传民主共和思想的名着，出版后如同石破天惊，立即轰动全国，不到一个月，数千册书就销售一空。以后翻印20多次，发行量达110多万册，被当时人誉为“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

　　1903年秋，避走日本的宗仰上人专程来到横滨拜访刚到日本不久的孙中山，两人一见如故，结为患难知己。在横滨期间，两人不仅交流思想，还经常结伴参观访问。宗仰上人以诗、画相赠的形式，记录下这些难忘的岁月。不久，孙中山要离开日本前往美国檀香山，由于事前知道孙中山行资不足，所以临行前宗仰上人资助他200元，并设宴饯行。

　　1904年，孙中山曾几次写信给已经返回上海的宗仰上人，要求“在沪同志亦遥作声援”。当年，蔡元培、陶成章、龚宝铨等人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已经悄然返回上海的宗仰上人是其中骨干成员。1905年，同盟会成立，宗仰上人也是其会员。在此期间，他尽己所能，帮助惨淡经营的革命党人。他利用哈同花园的安全区域，为先后到达上海的秋瑾、徐锡麟、陶成章、苏曼殊、李叔同、黄兴、陈天华、邹容、章太炎等提供活动场所。

　　1911年11月3日，以同盟会陈其美和光复会李燮和为首的革命党在武昌起义推动下，顺利光复上海。不久，两股革命力量发生都督之争，在双方互不相让、火并一触即发的危急关头，宗仰上人挺身而出，密约双方人员商谈调停，并劝说哈同夫妇捐资3万元接济，顺利化解了纷争。

　　在辛亥革命胜利后，宗仰上人回到金山寺，任金山寺首座，开始了3年闭关苦读生活，后又衲衣芒鞋，云游名山。

　　曾为南朝四百八十寺首刹的栖霞古寺，到民国初年已是荒芜破败，田产被占。宗仰上人发愿重振栖霞古寺，并奔走呼号，呕心沥血。孙中山得知后，率先捐银一万两，其他政府要员如戴季陶、居正、于右任、张继、叶恭绰等也纷纷捐资助缘。为方便修寺，国民政府还将原定在南京松树村设立的沪宁铁路车站移址到栖霞。在宗仰上人升座时，前来助缘者达数千人，在荒野中临时搭建的芦棚就有20余座。经过两年多夜以继日的苦干，栖霞寺大殿就要落成，但宗仰上人却因操劳过度而病倒。1921年7月22日，在栖霞寺圆寂，世寿57岁。为表彰他匡襄革命的勋绩，1936年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决议，对他进行国家褒奖，并拨出专款，由戴季陶、张继主持，在南京栖霞寺修塔立碑，永久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