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53年9月20日，圆瑛法师安详示寂，世寿75岁。圆瑛法师(1878-1953)，中国近代佛教领袖，福建古田县人，19岁出家。曾与太虚大师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并连续数届当选主席。圆瑛法师不仅佛学高深，还是一位爱国爱教的高僧。他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一生为团结全国佛教徒、促进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

　　圆瑛法师(1878-1953)，中国近代佛教领袖，1929年与太虚大师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并连续数届当选主席，一生为团结全国佛教徒、促进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

　　圆瑛法师，俗名吴亨春，法名宏悟，别号韬光。1878年生于福建古田县平湖乡端上村农家。6岁时父母双亡，自幼聪颖，诗文过目成诵，乡人目为“神童”。18岁时考中秀才，萌生出家之念。翌年，决意皈依佛门，遂至福州鼓山涌泉寺拜增西上人为师，后转至雪峰寺为僧。1899年，到江苏常州天宁寺依治开法师探研禅学。五年后，又转到浙江宁波天童寺从寄禅法师修习禅定。1909年，接任浙江鄞县接待寺住持，曾返涌泉寺开讲《护法论》，在禅林中崭露头角。从此，他辗转各名山大刹，演教弘法，法席遍于海内外。

　　1934年，圆瑛法师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后，就常住讲堂讲经说法，着书立说。1942年在圆明讲堂举办了圆明楞严专宗学院、上海圆明佛学院、圆明法施会，刊印圆瑛法师所着《楞严经讲义》等20余种经书，并设莲池念佛会，培植僧才，使圆明讲堂盛极一时。在佛学思想上，圆瑛法师以《楞严经》为核心，沟通天台、贤首、禅宗、净土四宗，博大精深，熔各宗于一炉，会禅净于一体，破除门户之见，消灭宗派争端。

　　圆瑛法师不仅佛学高深，还是一位爱国主义的楷模，是位爱国爱教的高僧。他主张“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佛教兴衰，教徒有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写下了“出世犹垂忧国泪，居山恒作感时诗”心愿，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道场。同时致书日本佛教界，遣责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他召开中国佛教会理监事紧急会议，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召集苏、沪佛教青年，组织僧侣救护队，积极进行救护抗日伤员工作。“八·一三”沪战开始后，这支僧侣救护队，出入炮火纷飞的战场，出生入死，救护伤员，受到社会各界的赞扬。这期间，圆瑛法师把圆明讲堂开辟为难民收容所，又成立了佛教医院、掩埋队，从事救护收容工作。

　　1937年10月和1938年9月，圆瑛法师两次偕徒明旸法师到新加坡、吉隆坡、槟榔屿、马六甲等地，组织华侨募捐委员会，借讲经说法机会宣传救国道理，提倡“一元钱救国运动”，广大侨胞踊跃捐款，他募得巨款，支援抗日救亡运动。

　　1939年秋，圆瑛法师正在圆明讲堂主持法事活动，日本宪兵以抗日分子罪名逮捕了圆瑛法师和明旸法师，经20多次审讯和恫吓，法师都镇静自若，闭目打坐，表现出中国佛教徒的民族气节。出狱后，圆瑛法师仍住圆明讲堂，闭门谢客，专事着作。1943年他在北京中国佛学院的演讲中，号召佛教青年要肩挑“救国爱教”二副重担，不能闭门读书，要对国家存亡负起责任。

　　1949年，圆瑛法师在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弟子都劝他飞往南洋，在那里为他重建比上海圆明讲堂大十倍的讲堂，圆瑛法师回答说：“我是中国人，生在中国，死在中国，决不他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圆瑛法师拥护共产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52年出席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1953年5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第一任会长。不久，圆瑛食道癌恶化，遂决定归老天童寺。行前，写下遗嘱交与赵朴初居士，再次寄语殷殷：“……愿我全国佛教徒同心同德，积极参加爱国运动，致力和平事业……”是年9月20日圆寂。国内许多报刊报道其病逝消息并深致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