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自杀是易代之际的典型现象。 1948年11月出版的沈从文的朋友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曾发表文章，讨论当年王国维的自杀，以及1948年词人、镌刻家乔大壮指出：

　　“今日已不是朝代的更易，而是两个时代，两种文化在那里竞争。旧的必灭亡，新的必成长。

　　孕育于旧文化里的人，流连过去，怀疑未来，或对于新者固无所爱，而对于旧者已有所怀疑、憎恨，无法解决这种矛盾，这种死结，隐逸之途已绝，在今日已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无可奈何，只好毁灭自己，则死结不解而脱。像王静安、乔大壮两位先生都是生活严肃认真、行止甚谨的人，在这年头儿，偏偏就是生活严肃认真的人，难以活下去。所以我们对于王、乔两先生之死，既敬其志，复悲其遇，所谓生不逢辰之谓也。”

　　沈从文从他的“常”与“变”的历史观出发，早在 1948年即已认定：“一切终得变。中国行将进入一个新时代，则无可怀疑。 ”在这个意义上，“变”即“常(态) ”(“道”)。“凡事将近于自然。这里若有个人的灭亡，也十分自然。”

　　“旧的社会实在已不济事了，得一切重作安排。 ”这就意味着要“一切价值重估”。问题是这样的“易代”，由“旧时代”将转入怎样的“新时代”，将发生怎样的价值变化?沈从文也有一个明确的判断：“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后却必须用‘信’字

　　起步。”十三年后的 1961年，沈从文又如是谈到自己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幸又不幸，是恰恰生在这个人类历史变动最大的时代，而恰恰生在这个点上，是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以后的历史发展证明了，沈从文的判断，是有它的道理的：至少说毛泽东时代确实是一个“需要信仰单纯，行为一致的时代”。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像沈从文这样的知识分子能适应这个由“思”向“信”的历史大变动吗?

　　沈从文发现了自己的三大困境：

　　一、作为一个“文法部门”的知识分子(即今天所谓人文知识分子)，能够放弃“思想”吗?“我思，我在”，“思”对沈从文具有存在论的意义，岂能轻言放弃?而且思想是“有根深蒂固连续性，顽固排他性”的，是无法“忘我，无我”的，“我持”越强越难做到。

　　二、作为一个“内向型”的知识分子，自己天生地“能由疑而深思，不能由信而勇往”，“永远有‘不承认现实’的因子”，有“永远不承认强权的结子”，“总觉得现实并不合理”。这样的怀疑主义的、永远不满足现状的知识分子，能够和需要“单纯信仰”的“时代要求”相适应吗?—由此人们很容易联想起鲁迅在《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里对“不满意于现状”的“感觉灵敏”的“文艺家”的命运的思考。

　　三、作为一个固执的“乡下人”，“乡村简单生活和自然景物”，以及反映这样的生活理想的“旧小说”，是自己多年来抗拒现实黑暗，避免自我屈服、堕落的三大救手，安身立命之处，这样的“生命经验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是能够轻易割断的吗?这背后似乎还隐含着对“乡土中国”的消亡的疑惧。

　　这已经涉及到新时代如何看待自己，如何看待自己视为生命的文学上的成绩的问题。本来，沈从文对于在“一切价值重估”的时代，自己“许多努力得来的成就”，“自不免都若毫无意义可言”是有思想准备的，但却没有想到，他所面临的却是“大批判”的革命风暴：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大标语。而郭沫若的批判其实是大有来头的。据《毛泽东年谱( 1893—1949)》记载， 1948年1月 14日毛泽东曾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各中央分局电，内称：“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这对沈从文的打击是严重的，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所说，“迫害感与失败感，愧与惧，纠纷成一团，思索复思索，便自以为必成一悲剧结论”。沈从文在给丁玲的信中则说是“怕政治上的术谋作成个人倾覆毁灭”。总之，“我行将被拒绝于群外，阳光不再属于我有了”，让人们很容易联想起曹禺笔下的陈白露的“太阳出来了，太阳不是我们的”那句着名台词。担忧“革命胜利了，知识分子却毁灭了”是从海涅开始的世界知识分子历史所共有的命题。

　　这样，沈从文的困惑乃至恐惧实际上已经上升为存在论的层面：“绳子断碎了，任何结子都无从……”，“你是谁?你存在—是肉体还是生命?”，“我思，我存在，一切均相互存在。我沉默，我消失，一切依旧存在”，“革命来临以后”，我将“如何自处”?“我(的)

　　‘意志’是什么? ”“‘我’在什么地方?寻觅，也无处可以找到”，“我实在不明白我应搁在什么位置上为合宜。我似乎已失去这个选择力”，”“我究竟是在什么位置上?

　　其实，早在四十年代沈从文就有了“陷溺”在由“统治者”，“被它所囚缚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共同构成的“无边无际的海洋”(这很有点类似鲁迅所说的有形之阵与“无物之阵”)里，“把方向完全迷失”的恐惧。他说“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以至“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因此，确如论者所说，沈从文的“疯狂”与自杀都是有“自身思想发展的内在缘由”的。如果说 1940年前后，沈从文的疯狂与自杀倾向，是由理想(即他所说的存在于“抽象”里的“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和现实人事之间的巨大冲突所引发，他尚能够在其间“推挽撑拒”;而到了 1949年，沈从文却面临着这样一个社会：只要被体制拒绝了，就要陷入“凡是大门都关得严严的，没有一处可以进去。全个社会都若对于陌生客人表示拒绝”的根本性的存在困境。

　　于是，沈从文就深深地陷入了两大精神、心理病态的折磨之中，无以自拔，也无法自救。

　　首先是被时代、历史、：社会抛弃的“游离感”“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沈从文想起自己一生都是“完全游离于生活之外，作一个旁观者”，这难道就是一种宿命?他觉得自己像“失去方向的风筝”漂浮在天空，“不辨来处归处”;在刹那间，他甚至产生了自己的生命(肉体的与精神的)“游离四散”而“破碎”的幻觉。在幻觉消失以后，他又如此冷静分析这样的游离状态给自己造成的生存困境：“如果工作和时代游离，并且于文字间还多抵牾，我这种‘至死不殆’强执处，自然即容易成为‘顽固’，为作茧自缚困难。即有些长处，也不免游离于人群的进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凉”：意识到这一点，他感到了刻骨铭心的痛苦。

　　更让他感到恐怖的是，自己“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这样的孤立感对沈从文是致命的。

　　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幻觉：“向每一个熟人鞠躬，说明不是一道。/向你们微笑，因为互相十分生疏， /而奇怪会在一起如此下去。 /向你们招呼，因为可以增加生疏。 /一切都不可解，却始终得这样继续下去”。这样的在“熟人”(知识分子群)中的生疏感、异己感，其实

　　是早已存在于沈从文心灵深处的：他无法摆脱自己的“乡下人”的身份与情结。他在这一时期写给张兆和的信中就提醒说：“莫再提不把我们当朋友的人，我们应当明白城市中人的规矩，这有规矩的，由于不懂，才如此的。”而对那些把自己当作朋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沈从文的心中也是自有一条线的：他后来就谈到自己和胡适不讨论政治，因为“他们谈英美政治，和我的空想社会相隔实远”，也不和梁实秋谈文学，“因为那全是从美国学校拿回来的讲义，和我的写作实践完全不合”。而现在，在这历史转折关头，沈从文更是感到了和这些朋友的隔膜。梁思成、林徽因曾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这样描述他们这些留在大陆，聚集在清华园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心境：“生活极为安定愉快，一群老朋友仍然照样的打发日子，……而且人人都是乐观的，怀着希望的照样工作。”沈从文对老朋友的乐观作出了强烈的反应：“若勉强附和……，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在沈从文看来，这样的“附和”潮流而求“苟安”是以放弃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为代价的，不过是他早已看惯的“城里人”的“世故”，是自己这样的固执的“乡下人”无论如何也学不来的，自己只有孤身坚守了。但却因为坚守而被朋友“当了疯子”，这是沈从文最感惊心的：“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这样的亲密朋友成了“看客”，都“参预谋害”的幻觉，是足以使沈从文崩溃的。—这很容易让人们联想起鲁迅笔下的“狂人”。

　　沈从文在给丁玲的信中又这样写道：“在一切暗示控制支配中，永远陷入迫害疯狂回复里，只觉得家庭破灭，生存了无意义。 ”这样的“家庭破灭”几乎把沈从文的恐惧与疯狂推到了顶端。关于家庭危机，沈从文有两点暗示，很值得注意。一是谈到自己这个“只知空想胡写，生活也不严肃的人”，“目下既然还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帮助我站得住，不至忽然圮坍的，即工作归来还能看到三姐”。这里谈到“生活不严肃”，所暗示的自然是沈从文的家庭感情危机。过去已有学者考证、研究过沈从文和诗人高青子、九妹的婚外恋，[1]2009年《十月》 2期发表了新发现的沈从文四十年代小说《摘星录》和《梦与现实》的初刊稿，所写的正是沈从文的另一段婚外恋情，《摘星录》即是这样的爱欲经验和幻想的产物，也就是这篇小说被许杰等作家批评为“色情作品”，郭沫若直斥沈从文的作品为“粉红色的反动文艺”，其主要依据大概也是这篇作品。而在 1940年前后，沈从文的这些婚外恋是引发了家庭危机的，在这一时期的作品里，沈从文频频谈到精神的疯狂与自杀欲念，其中一个重要触因就是“主妇”的态度“陷我到完全孤立无助情境中”。在感情与家庭危机过去以后，沈从文在 1945年为纪念结婚十三年写了一篇题为《主妇》的小说，坦承自己“生命最脆弱一部分，即乡下人不见世面处，极容易为一切造形中完美艺术品而感动倾心”，并无法摆脱“长久持家生活折磨所引起的疲乏”，这都造成了“情感泛滥”而给家庭带来“危险”，他说自己为此“战争了十年”，并表示“我得从公民意识上，凡事和主妇合作，来应付那个真正战争所加给一家人的危险”。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小说的最后，“我”又被“平衡”理性与情感矛盾的“幻念”带到了“疯狂”，在“无边际的思索”所产生的幻觉中走向滇池，在往前一步即陷入死亡的深渊的那一瞬间清醒了：“我得回家了”，“我”又回到“主妇”身边，但还是“遥闻一种呼唤招邀声”。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无边际思索—疯狂幻觉—自杀欲念—回家欲念”的心理模式，在我们所讨论的“1949年沈从文自杀事件”中再一次出现了，或者说被延续，发展了。这一次并没有“感情泛滥”造成的家庭危机，但郭沫若“反动黄色文艺”的指责，则显然会引发本已趋于平静的感情的痛苦记忆，将沈从文置于道德审判台前，而这样的道德审判又显然铺垫了政治审判：在郭沫若的声讨中，“黄色”是为加强“反动”的罪责的。这样的家庭情感危机与政治的纠缠，对沈从文是最具杀伤力的：既使他有口难辩，更让他感到恐惧。

　　于是，就有了在给丁玲信中沈从文的另一方面的暗示：“欲使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她离开我”，“对我的处理，如第一步就是家庭破裂，我想我神经崩溃恐将无可补救，任何工作意义也没有了!”现在没有材料证实组织在鼓励主妇离开沈从文，他的这一暗示或许有幻觉的成分。但有一个事实，连沈从文也很快就觉察到了：在这个历史、时代的大转折时期，每个人都必然要卷入政治中，作出自己的选择。沈从文因此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政治无所不在》，这可以说是沈从文对新社会的第一个观察，而他的第一个发现，就是“政治浸入了孩子的生命已更深”。这对沈从文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在1948年决心留在大陆，就是因为“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船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做牺牲”。现在，孩子(当然更重要的还有“主妇”)都并不困难地接受了新政治，新社会，而自己却因为“乡下人”的固执多所疑虑，这就必然要引起新的家庭冲突。《政治无所不在》一文里，就写到“我们共同扮演了一幕《父与子》，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所理解的国家，自然和我由‘思’出发明白的国家大不相同。谈下去，两人都落了泪”。这落泪是动人的，也是最具震撼力的，沈从文终于明白，他如不改变自己，不“向人民投降”，[1]不仅为社会所不容，“即使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时这孤立，神经支持下去已极勉强，时代一变，必然完全摧毁。这就是目下情形。我的存在即近于完全孤立”。家庭是沈从文，也是所有的人，在大时代的飘摇中，最后一块安身之处，立足之地，现在也发生了被拒斥的危机。沈从文的游离感、孤立感都发展到了极致，已是他极度敏感的心灵所难以承受，而他的丰富的想象力，又极度地强化了他的恐惧感，他终于到了“疯狂”的绝地，在“投降”之前，只有借“彻底休息”保留一个完整的自我来作最后的挣扎了。

　　以上的讨论，说明 1949年沈从文自杀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既有政治的压力，也有家庭的危机，更是易代之际知识分子游离于时代，被社会拒斥孤立，找不到自己位置的精神危机，这都是具有极大典型性的。沈从文个人与家庭的情感危机或许有一定的特殊性，但家庭情感危机和政治的纠缠，在 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一再发生，这也够得上是一个典型现象。

　　但问题的另一面却是置之绝地而后生，在沈从文的疯狂与自绝中也孕育着新生。正像前文所分析的十年前的那次情感的、家庭的、精神的危机止步于自杀的边缘，最后“回家”了;这一次，在自杀被救以后，他也是“回到家里”，“终于还被大力所吸引，所征服”，“被迫离群复默然归队”了。—这样的“默然归队”，在1949年以后的大陆知识分子中也是具有典型性的。

　　本文摘自《岁月沧桑》，钱理群 着，东方出版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