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年前的11月某日，61岁的康熙皇帝第一次召见远道而来的耶稣会教士、意大利人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的时候，面对浓墨重彩、写实和立体感十足的油画，有没有“惊为天人”式的震动?康熙皇帝显然是“识货”也“识才”的，立即就留他做了宫廷画师。雍正、乾隆都喜欢他的技艺，乾隆年轻时甚至一下朝就跑到画室里看他画画。他因此被一路擢拔为三品官员、首席宫廷画师，参与了圆明园的设计，凭着“郎世宁”的名字留在了清史和中国艺术史中。去年，他一幅画拍卖价已经过亿。

　　为中国的宫廷画了50多年画的郎世宁虽说混到了中国社会的顶层核心，风光，却郁闷。原因一是皇帝不给他传教的机会，还来为他“洗脑”;二是看到了中国画种种“不对”，却不能纠正，不得不按照中国规矩和审美趣味来画。最有名的例子，是他为皇帝后妃画肖像，脸上有光影明暗就不被接受，因为是“阴阳脸”、“不干净”。于是，他只能修改，画平板板的正面，再学些“荷瓶(和平)”之类的中国画套路，来讨好皇帝。

　　今天最普通的中国人对西方绘画都有了很高的了解和接受度，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每年光是莫奈、毕加索、达利都得来中国转悠展出几次，在国内很少进博物馆的中国人也会专门跑到卢浮宫去挤在小小的蒙娜丽莎前面。这样的情形见多了，有时会反过来好奇：换外国人来看中国的书画国粹，他们能看到些什么?

　　最近在《中国绘画三千年》一书里，看到着名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者、美国人高居翰把西方人看中国画的体验比喻成“刚从大音乐厅听完贝多芬的交响乐出来，要去一间小屋听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还说连他自己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里一间欧洲油画展厅迈入中国画画廊时，“蓦然地惊呆了”——因为与前者相比，中国画作品“显得那么小，那么平淡和深奥难懂”。

　　《中国绘画三千年》是中外研究者合写的一本中国美术史，初版于近20年前，曾是江泽民主席访美赠送克林顿总统的礼物，收录的近300幅作品图算是汇集了在中国、美国主要博物馆里的代表作。高居翰、班宗华等都是西方最权威的中国画专家。在他们执笔的章节里，视野往往更开阔和通透，对于中国画在技法形式上的变化更为关注，选择的画家和绘画偏好与国内人士也总有明显或微妙的不同。比如对于中国文人最喜欢强调的宗师道统、模仿了某人笔触画法，他们就觉得“不必当真”;中国传统画论推重文人画与水墨，他们则捡拾起不少宫廷画家或职业画家的作品，也显然对设色技巧的变化有更敏锐的捕捉力。

　　这些年，中国书画越来越贵了，相比之下，对中国画艺术的研究和普及，似乎并没有质的进步。这多少让人有些诧异和感慨。

　　也许只能归因于考古、博物馆业与美术研究和当代艺术之间的“专业”精分与隔绝。放眼全世界，古典艺术都已终结，主流的当代艺术家们创作都已隔断传统根系，不再需要大量临摹研习和对传统规则和技法的尊崇遵循才能完成。只不过，西方当代艺术的叛逆和出走，是建立在传统美术历史发育完善、阶段清晰的基础之上的。不像我们，除了年画门神、节庆赶集时当众挥毫表演外，大众对中国画的好孬感受甚少，一幅工整的《清明上河图》好像就代表了最高成就。

　　历史上的士族喜欢砌堵高墙隔开大众，看中国画好像非得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欣赏技巧，还要有儒道佛学说和各类文史掌故垫底。但这一套，不但是对西方观众不合适，对于当代中国大众也是一道不切实际的高门槛。整个社会都太需要审美的基础教育。这教育不可能从参差杂沓的当代作品做起，而只能由经典的传统美术切入。文化真要“走出去”，也一样。

　　我们不能让老外们停留在“看起来都很像”和“深奥难懂”状态;更不能让我们的百姓到了台北故宫只会找“大白菜”、“红烧肉”。中国画的研究和普及，也许还要做点“供给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