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花甲之年的艺术突围

　　年逾九旬的油画家林岗，不少作品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绕不开的熟脸儿，譬如《井冈山会师》《群英会上的赵桂兰》。

　　不过，更为难得的是，这位青年时代就投奔解放区的艺术家，在与革命叙事的写实绘画打了半辈子交道后，花甲之年毅然改变画风，走向自由自在的偏写意绘画，是中国美术界较早进入抽象领域的艺术家。

　　对于旁人惊诧于自己画风变化之巨，林岗看得很淡，他认为一切演进都是自然而然，不过秉持“我手画我心”而已。

　　中央美院美术馆的“林岗：写·生”展，精选了林岗自留学苏联开始的经典油画写生作品，与后期的抽象绘画创作并置展出，4幅80年代后的大幅抽象作品，辅以首次全面展出的12本速写本，勾勒出林岗的艺术人生。

　　林岗早在1951年，就以新年画《群英会上的赵桂兰》在中国画坛崭露头角。上世纪50年代初，身为国内美术院校翘楚的中央美院绘画专业的师生都在探索如何用一技之长创作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年画。只在报纸上看到一段报道劳模赵桂兰的消息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林岗就打定主意以此为题作画，他从人物形象到布景都作了“艺术化”处理，远胜于当年那些只是作为宣传手段的绘画作品。也因为此，这张构思大胆的画作摘得1951年全国年画一等奖。

　　也正因为这件作品反响较好，林岗获得了公派去苏联列宁格勒列宾美术学院留学的名额，在那里历经六年严格的写实主义训练，打下坚实的造型基础。他的导师强调作品要画出来，而不是“磨”出来，如果从中国绘画的视角审视，意即偏重“写意”。这使得他回国以后的创作难免打上“抒情现实主义”的风格，为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注入一股清新之风。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投身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东渡》《万里征途诗不尽》《峥嵘岁月》等作品，既描绘宏大主题，又不失抒情写意。尽管为此他也遭受过不少非议，但他笃信董希文先生对一幅好画的界定，那就是“远看惊心动魄，近看其乐无穷”。他认定油画创作不能一味都挤在现实主义的“独木桥”上，而要发挥各自艺术才能，真正实现“百花齐放”。

　　伴随改革开放的春风，林岗不囿于既往的成就，开始一次次突破自我，从再现性的描绘走向表现性的抒发。

　　虽然被视作国内较早进入抽象画领域的艺术家，依然有人认为他的画并不是真正的抽象画。其实老先生原本并没想执意画抽象，他也不是很喜欢完全抽象的东西，认为它们太过于个人化，由于完全脱离内涵而存在，往往需要依靠图说才能让观者读懂其中意味。再者，艺术家若纯从视觉出发，缺乏情感共鸣，画作就会失去力度。

　　对于时下方兴未艾的抽象艺术，林岗有着自己的判断——作为舶来品来到中国后，它一定要有自己国家的文化历史传统;但也不能刻意标新立异，文化、艺术的发展需要慢慢积累。他内心真正属意的，或许还是传统文化里的写意之境，既非一家之言般的绝对抽象，又不失韵味悠长的表现味道。

　　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革命写实走向注重内心感受的抒情写意，毫无疑问，曾经林岗是孤独的。不过，他似乎并不在意这些，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艺术之路：“画自己爱的东西，爱好你的画，这样才能产生艺术。”与很多艺术家终其一生都在同一岸边看风景不同，他越过暗礁，渡过艺术之河，终于得见两岸无限风光。

　　策展人语

　　源于写生的抽象更有质感

　　由于时代限制，林岗先生的抽象作品算是一份迟到的礼物。然而，于他个人而言，不啻是艺术生命的一次突围。

　　如果说抽象风格是林岗艺术故事的收官状态，那么写生创作就是这个故事发生的原因。考察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林岗的写生至少在三个方面为日后的抽象之变埋下了伏笔：一是在写生过程中进行主观改造，让他感受到逾越写实边界之后更加酣畅的表达快感;二是在具体对象的描摹与表现中，发现了色彩、线条等形式语言本身的魅力;三是在长期的写生积累中提炼了自己偏爱的形式符号。林岗的“写·生”，既是写外在的自然造化，也是写内在的生命情感。

　　——北京画院副院长、本次展览策展人吴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