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本篇至《尧曰》篇等十篇文字，通常被学者称为《论语》的“下编”。和“上编”中的十篇相比较，“下编”十篇中有关孔子的称谓体例不一，文字风格也有一定的变化，所涉及的某些背景性史料则不无可疑之处。缘是之故，在辨伪之风炽烈、疑古之论风靡情形下，一些学者对“下编”的真实性可靠性程度曾有所保留，如梁启超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就持有这样的态度，我们认为，这样的看法多少失之于偏颇，“下编”十篇的价值应该与“上编”等同视之，不可偏废。

　　本篇的重点，如同前面的《公冶长》《雍也》诸篇，依然是品题人物，其品题的对象主要是孔子门下那些有代表性的弟子。如颜渊、冉有、子路、闵子骞、子夏、子张诸人。从“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等等言辞来看，这里的人物品题，大多是孔子晚年的看法。经过时间的沉淀，这时孔子对其弟子优缺点的认识就相对更为清醒，据之而作的评价也相对更为公允与准确。

　　孔门弟子禀性各有差异，特长各有不同，成就各有分别。其大抵可区分为四大类，即所谓“孔门四科”。四科中各有其标志性人物，如“德行”以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为代表;“言语”以宰我、子贡为典型;“政事”以冉有、子路为首选;“文学”以子游、子夏为楷模。不过从“德行”居于“四科”之首的排序来看，“以德为先”、道德品质优先，是孔子衡量人物的主要标准。所谓“进于礼乐”，最核心的内涵就是品行的砥砺、道德的养成。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本篇中孔子论及的弟子中，与颜渊有关的会占最大的比重。在孔子看来，颜渊立志好学、锲而不舍，日以修身进德为务，这是孔门其他弟子所无法企及的，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儒者之大业。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颜渊的夭亡，会让孔子如此痛彻心肺，“颜渊死，子哭之恸”，顿足悲恸、泣不成声：“噫，天丧予，天丧予。”在孔子心目中，颜渊就是自己的儿子，是自己精神生命的延续与寄托，没有其他学生可以取代颜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