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制度史和军事史，一直是秦汉史中比较难治的部分。一方面是材料不足，另一方面是前人成果众多，在这种情况下，希望在秦汉制度研究中有所突破，确实是富于挑战精神的举动。孙闻博《秦汉军制演变史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就是一部从军事角度探讨秦汉制度史的力作。本书的研究对象是秦汉军事制度，探讨武官制度、军队构成、兵员征集、军政运作的特征、演变，思考秦汉帝国确立的历史变革意义，以及两汉之间的社会历史变化。从书中涉及问题来说，本书并非是纯粹的军事史着作，而是一本带着军事眼光的政治制度史专着。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的最大贡献，是立足于阎步克先生主张的“制度史观”，提出了“军国体制”与“日常行政体制”两个概念。作者认为，秦与西汉早期帝国的体制特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军国体制”，以之与后来更为常见的“日常行政体制”对比考察，可以观察到制度变化背后的深层次历史动因。简言之，作者要讨论的就是制度上的“军转民”过程，以及制度转化时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影响。这一领域属于军事史和制度史研究的薄弱地带。全书在论述方面的优长之处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主与次：结构设定的核心与重点。围绕“军国体制”向“日常行政体制”的转化，本书共分为五大部分展开。分别是“武官制度的演进”“军队的构成与演变”“军队组建背景：爵制、法制下的社会身份”“军事征发：徭戍与军兴”“军事生活的制度史考察：性别、时序与军事运作”，基本涵盖了军事制度的主要方面。在具体讨论中，作者又能巧妙地加以分类，将武官分为高层和基层，将军队分为内、外两类，选取的将、中郎将、校尉，中央军、郡国兵、徙戍士卒、少数民族兵等几个基本点，支撑起“军国体制”向“日常行政体制”转化这一论述主题，纲举目张，使读者对秦汉军政的基本要素一目了然。

　　变与常：制度演变的脉络与节奏。作者积极响应邓小南、侯旭东先生对制度史研究宜强调“过程”的观点，将制度的变化与确立过程展示给读者。如在讨论秦惠文王对秦武官制度的影响时，作者论述道：“惠文王统治阶段是个关键时期：秦开始设置‘相邦’，官僚组织顶端由爵官不分、以爵统摄，逐步向爵官两立、以官定位发展。这一背景下，国家最高官员逐步以官称而非爵称，来标示身份。”(第41页)与之类似，作者在讨论“爵制、法制下的社会身份”问题时，也注意到“秦惠文王以降，‘先王功臣’与‘亲戚’‘骨肉’‘诸子’往往连称并举，同时获得重视与强调”(第223页)，实际上此举与商鞅爵制的拜赐原则不同，是战国封君传统的遗存。作者能够在传统重视秦孝公时期商鞅变法对制度建构的基础上，注意到秦惠文王在制度方面的贡献，的确是独具慧眼。

　　新与旧：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参证。自王国维先生提倡“二重证据法”以来，学术界对出土文献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特别随着近年秦汉简帛文书的大量面世，秦汉史学者更强调以地下文献补正史书之不足。作者长期致力于秦汉出土文献的研究，有很好的积累，这一特点在本书中也有明显体现。比如在第一章中，作者广泛利用秦汉兵器铭文、玺印封泥、简牍文书补正史实，形成了比较可靠的结论。他不但清楚各种秦汉出土文献的史料价值，也能够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有效联系，而不是孤立地使用出土文献。作者对传世文献的掌握程度也非常扎实，在论述长时段历史过程时得心应手。比如在第二章，作者认为边郡的资源往往来自于临郡供给。他举《史记·平准书》记载汉武帝于南边新设十七郡，主要依靠“南阳、汉中以往郡”供应资源。又举《后汉书·伏湛传》、同书《乌桓鲜卑列传》《刘虞传》《孝明八王列传》的记载证明幽州诸郡依靠青州、徐州、冀州等地供应资源，得出东汉“边地在财政上依凭濒临州郡，更成为常例”的结论(第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