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学说中阶级论的一个巨大缺陷在于固化社会阶层，激化它们之间你死我活的冲突，断然否定在现实下的社会融合。它是一种极端学说。阶级论反映严重分化的社会形态，是一种功利主义诱导下的知识创造。尽管它极力为当时占社会绝大多数的底层人代言，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为他们“谋福利”，但它是错误的知识。

　　马克思生活在一个极度扭曲的社会形态里，社会底层人的生活异常艰难，社会竞争残酷而丑恶，一些资本家赤裸裸地追逐权利“最大化”，失去了理性的善，他们全然不顾别人的死活。整个社会展现出一幅“悲惨世界”的画面，面对这样丑陋的社会，一个稍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都会心生悲怜的。这种悲怜很快转化成其它情感，人们不会再像奴隶那么“淳朴”、“坚忍”与“愚昧”了。一种可能转化成对“资本”的坚定约束，打掉它邪恶的一面，激发它善的一面，使得社会形态向着良性的方面转变。这是一种至善的情感，积极而良性的。

　　另一种可能转化成对“资本”的全面否定，彻底端掉它，完全不顾它对社会进步作出的“贡献”。这是一种极端的情感，激进而丑恶。另一方面，带着这种情感创造的学说又是无能的，也是不自信的。没有信心去驾驭“资本”，管住“资本”，去掉它的恶，激发它的善。

　　当然，社会的极度扭曲、混乱、纷争、浮躁与严重分化大幅度增加了探索人与社会本身的难度，使得功利主义流行开来。这也是造成马克思学说错误的重要原因。

　　既然社会如此分化，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难以调和，那么干脆否定社会在现实下的可能融合。把严重的社会分化进一步极端化，社会阶层之间你死我活，那么只有消灭掉其中一些社会阶层一条路了。如果只剩社会阶层，不就没有社会阶层之间的对立冲突了吗？阶级论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产生的。演化到哲学上就是对立统一规律。

　　这是一种简单粗暴的认识成果，这样去践行就更是简单粗暴的。

　　消灭了社会阶层之后，社会就会被“统一”了。然而，阶级论的成立前提也一并不存在了。但，马克思却不考虑这个荒诞的后果。

　　阶级论进一步激起智识阶层的分化，将学术差异与社会阶层“可笑”地附会起来，随意而恶毒地把学术思想扣上政治化的帽子，无视学术探索的求实精神。在这样的“逻辑”里，一切学说都是功利主义的，所以，自己的功利主义也就没有什么的了。这是一种无耻的抹黑。

　　恐怖主义者认为所有的“某类”人都要承担责任，所以，也就没有什么无辜者了。这种不加区分的模糊思想是有毒的。

　　在自然科学里，功利主义无法兴起。因为没有求实精神的引导，自然科学无法前行。但在人文科学里，历史造成的苦果，人们无法逃避，社会已然严重分化，功利主义悄然兴起，并大行其道，求实精神难以彰显。智识阶层的探索受到了历史的误导，看不清未来的路途。生活在苦难中的人们难以压制怒火，他们不再是奴隶。然而，吵得最凶的人却是亲兄弟。

　　我们在这里大谈了一把阶级论，然后呢？还是回到对社会形态的思索吧。是的，一切都是从社会形态里来的。冉·阿让在苦难中不会与上帝讲道理，然而一次巧遇让他的怒火平复了。这才有了后来的让人尊敬的马德兰。

　　古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就是这样一幅类似的画面。诸子百家的学说就来源于这个社会，我们要是深入地探讨这些学说，就必须深入地研究这个社会。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要探讨一下诸子百家各流派学说的逻辑渊源。既从流派的角度，又从学者个人的角度来探讨问题。说到某个学说的逻辑渊源，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或者说两个层面来探讨，一个是从其折射的社会形态谈起；一个是从学说继承发展谈起。我们先从第一个方面说起。

　　我们来简洁地梳理一下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变迁历史，它的社会形态来源于三个王朝的历史变迁。自从夏启建立夏朝开始，古中国社会建立了松散的邦联，我们名之曰“分封制”。它其实是邦联制度，连联邦制度都不是。这种国家社会在社会融合上非常弱，尤其在地域上的融合。应该说，松散的邦联不是成熟的国家社会。

　　邦联中央与各邦联之间在政治经济等地位上几乎是“水平”的，邦联中央自成一个王国，它对各邦（诸侯国）的控制更多是象征性的，通过约定在道义（也就是“礼”）上保持中央的“地位”。尽管各邦联也向邦联中央赋税，但非常少，完全是象征性的。所以，先秦时期的古中国社会更像一个国际社会。

　　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乏，我们今天很难搞清楚先秦时期社会的具体制度。但我们可以依据一些基本的判断来推演大概的情形。比如，尧舜禹都是部落联盟的首领。这个判断是基本的。依据这个判断，我们就可以断定，他们统领的是一个部落联盟，而不是一个部落。那么部落与部落联盟之间的关联形态是怎样的呢？另外，尧舜禹他们三者是否首先是某个部落的首领，然后才是部落联盟的首领？搞清这个问题是重要的。

　　比如周文王在发起推翻殷商王朝之前，是西岐诸侯国的君主；在推翻殷商之后，周武王建立了西周王朝。这个时候的周武王有两个身份，一个是西周中央王国的君主。另一个是西周邦联的天子，是各诸侯国的“共主”。在西岐联合其它诸侯国没有推翻殷商时，西岐是殷商的一个诸侯国；但在推翻殷商之后，建立西周王朝，这个时候的西岐就变成了中央王国。西岐国的地位升了，变成了邦联中央王国了。

　　我们可以推测，尧舜禹在当选部落联盟首领之前，应该都是某个部落的首领，或者是大部落社会里某个父氏氏族组织的首领。他们不可能是普通人。

　　如果我们的推测是成立的，这将给我们理解当时的社会形态提供基本的立足点。从大禹接替其父亲的职务继续治理洪水，我们可以从这个基本的资料来推断大禹与其父亲的身份。他们应该是某个部落的首领，接受部落联盟首领指派给他们和其部落的任务。

　　我们以此可以断定，部落联盟首领必然首先是某个部落的首领，这也为我们理解后来秦国废除分封制而建立郡县制提供帮助。郡县制完全打破了邦联制度，建立了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央政府。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日益强大。西周中央王国迅速衰弱。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提出一个问题？在西周王朝无力维护其统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产生第四个王朝呢？也就是再来一个像商汤灭夏、周武王灭商的故事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会有很多种解释。但其中一定有一个因素就是邦联中央不再具有吸引力了。各诸侯国君主对于这个“共主”已经普遍轻视，再也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了。君主们当然渴望做“天子”，但更渴望做拥有实权的“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