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孔子以前，儒学或者儒家是不存在的。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贡献，是使“儒”这个工种，变成了一种派别，一种学说。以往，“儒者”只是在老百姓办丧事的时候才能派上用场，《说文解字》上说就是术士。大概是“儒者”地位低下，收入不固定，所以“儒”即“柔”也。

　　作为一个派别，儒家是开放的，但凡遵循“仁义礼智信”等基本道德规则，皆为其门徒。有人说只要你回家见到父亲就喊爹，而不像西方那样直呼其名，便是儒家，尽管你自己并不一定知道这其实就是儒家的要求，“日用而不知”嘛;作为一种学说，孔子思想为历代儒学家、经学家解读阐释，形成中国独特的学术风格。与其他派别、学说不同，儒家或儒学有着高尚神圣到近乎不近人情的历史使命，它使一代又一代信徒“痛并快乐着”，舍小家顾大家，朝着去禽兽化的方向拼命奔跑。

　　儒学肩负着为社会培养监护人的使命。

　　每一种历经百千载考验的学说或主张，都对社会有益处，都肩负有一定的责任和使命。农学关乎苍生饱暖，商业涉及万民穷富，医学眷顾生命安危，等等。而儒学，是要为社会提供顶天立地的保护神。监护人，按照现代法律词典上的解释，是未成年人的监管者，多为其父母。小孩犯了错，大人要替他承担责任。这好像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株连”制。照此来说，社会有了问题，且不论具体哪方面要具体负责，首先该问责的便是儒学意义上责任人——政治家或政务人员。“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匹夫”，即为读书人，更为读书人中的精英——官宦人士。

　　在我看来，今天儒学的生命力所在，当为变“日用而不知”为“日用而知”。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儒学与其他宗教多有相似之处。回望历史，翻看佛教、基督教等宗教的传播过程，会发现其信徒都有一种明确的自我体认感，就是我首先知道自己信奉什么，为什么要信奉，然后我更知道该怎样去呵护这份信仰，该怎样找寻或发展更多的志同道合者。也就是说，一种学说的流传广布，有赖于其信众的信仰自觉、信仰自信，信众要有意识地去爱去呵护这份信仰。

　　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学者颜炳罡先生认为在今天，儒学应当完成三个转化：第一，小众文化转化为大众文化;第二，众知转化为众行;第三，区域资源转化为全球资源。三个转化，我感觉讲得非常好，完全赞同。

　　颜先生随后又呼吁，中西交融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该坚持中国文化本位原则。他举例：今天中国人结婚，女士一般都要穿白色婚纱，而白色正是传统中国人最忌讳的着装颜色;今天中国人给老人祝寿，会在生日蛋糕上插上蜡烛并请老寿星吹灭，而传统中国则有“人死如灯灭”之说，显然是烦了忌讳!这两个例子，自改革开放后，在我们的生活中早已屡见不鲜，却的确与传统中国的吉祥美好理念相背离。当然这涉及中西碰撞时的取舍问题，并非一两句话可以辩明，但至少在这两个典型的生活方面，我认为中国人该有意识去维护自己的文化传统。

　　就如张载的“横渠四句”，儒学的使命光荣神圣。但在这个价值多元、表现形式多样的“微时代”，我们更应在传承儒学使命、传播儒学精神上变被动为主动，变自然为自觉。“日用而知”或许不如“日用而不知”的境界高，但却实在、实用、实惠。这是一切学说发扬光大的题中之义，也是儒学践行使命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