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忠培先生生前整理书稿。高蒙河供图

　　7月5日，北京故宫博物院官网发布讣告：中国着名考古学家、故宫博物院原院长、故宫研究院名誉院长、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张忠培先生于2017年7月5日9时40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那个拄着拐杖、讲一口长沙话的先生就这么走了?突如其来的消息让考古文博界乱了方寸。在故宫官网的讣告下，超过10万人次的网友以不同方式向先生致敬。

　　开创墓地田野考古的领先范式

　　张忠培先生的一生，堪称一部中国当代考古的微缩历史。1956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专业本科，1957年被选拔读考古专业副博士研究生，民族学、人类学大师林耀华和考古学家苏秉琦同为他的导师。

　　1958年，张忠培带本科生在陕西华县、渭南进行的拉网式大规模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堪称中国聚落考古学实践的典范之作。在华县元君庙遗址，他一改以往考古以一座房屋或一座墓葬为单位的做法，把整个墓地作为发现对象和研究单元，开创了中国考古史上全面揭露和研究墓地的新理念和新方法。这在当时乃至多年后的国内外同类考古中，一直是领先的范式。之后，张忠培先生先后主持或参与了10余处重要遗址的调查发掘。

　　1959年起，张忠培终于搞清了元君庙墓地的社会组织及其社会性质。从此他开始了“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代死人说话，将死人说活”的考古追求。他撰着的《元君庙仰韶墓地》报告也于1983年面世，被海外学者称为研究中国史前亲族组织的典范。

　　1961年研究生毕业后，张忠培被分配到吉林大学任教，一手创立了考古系。他创办的吉林大学考古专业，以“田野考古是近代考古学的基础”为理念，从新办的众多大学考古专业中脱颖而出，使吉林大学和北京大学一起，成为两个全国性的重点考古教研基地。

　　田野考古是吉林大学亮堂堂的招牌，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从1993年开始评选，是中国考古界的最高奖，每两年评选一次，获奖项目的考古领队有一多半是吉林大学考古系毕业的。“田野考古是揭示、整理、研读埋藏在地下的一本书，是考古学的源泉。”张忠培先生的教诲使无数的考古人舍弃了书斋走向了田野，而在绝大多数老人颐养天年时，他也还时常出现在考古现场。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秦始皇兵马俑系第三次发掘的现场领队许卫红说，张先生倡导的“以物论史，透物见人”“要让考古资料牵着鼻子走”是他们吉林大学考古系的毕业生受益最多的话。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齐东方、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钊等都是吉林大学考古专业77级的学生。“张忠培先生是我的恩师，是他把我领入考古领域，引导我注重田野考古，掌握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王巍说。

　　文物保护是考古发掘的落脚点

　　1987年张忠培先生调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上任不到两个月，就遭遇了两次小偷一把火。2015年5月，记者曾经听张忠培先生讲起过这段经历。那时紫禁城内，除故宫博物院还有14个别的单位，安全很不容易保证，张忠培先生提出安全才是一切工作的前提。“张忠培先生当年不仅是以一个考古学家的科学态度来为故宫谋篇布局，而且利用故宫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升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契机，重新定位故宫博物院的发展方向，他的理念一直被我们这些后来者继承着、发扬着。”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说。

　　由于对考古事业的杰出贡献，早在1979年中国考古学会成立之初，张忠培先生便成为最年轻的理事。此后他担任了19年常务理事、9年副理事长，并于2008年当选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是服务于中国考古学会时间最长的一位考古学家。

　　记者最近一次见张忠培先生在4月12日至13日的2016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现场。两天时间，25个入围考古项目的汇报加上最后的评选，强度很大，80多岁的他一直都在认真聆听，也是少数几个不断认真提问的评委。

　　在最后的评选阶段，张忠培先生依然强调，现在的考古学手段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或不能采集全部信息的，挖完之后不能保存或基本不能保存的尽量不要挖;不可替代的遗址、墓地，具有独一无二性的最好也不要挖。这也是他一贯的观点，对于发掘，他坚持任何考古发掘工作都要以《文物保护法》为依据，文物保护不仅是考古发掘的出发点，也是最后的落脚点。有些东西能挖，有些东西不能挖。

　　如同江湖上讲究开宗立派，张先生的“两学”“三论”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史上也属于开宗立派，“两学”就是考古层位学和考古类型学，而“三论”是考古学理论，即解释中国文明进程的“谱系论”“文化论”和“国家论”。这些概括高度凝练的学术智慧和前辈学人一起构筑起中国考古学的大厦。今年6月下旬，张忠培先生最后完成了《走出自己的路》《说出自己的话》《尽到自己的心》这三卷书的校对修改。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高蒙河一直在帮助先生整理这三卷书，“对中国来说，考古学是舶来品，但经过近百年的发展，中国考古学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那么这条路是怎样闯荡出来的，向前的方向是哪个方向，张先生在书中都作了回答。”

　　7月11日，无论风雨，我们都去送他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