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霍春阳教授眼中的文人画的“文人”一义，并不是指那些仅会诌几句诗写几笔书的所谓文人，而是专指那些思想深邃、情怀旷达、学问通透、智慧圆融的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也只有从这样的文人笔下写画出的线条艺术才能具备“画有尽而韵无穷”的艺术旨归与笔墨天趣。所以他语重心长的建议：“现在的艺术家们一定要多读经典，且要广泛涉猎，但不能满足于死记硬背，要读写结合，知行合一，淬炼思想，濡染心性，最终臻于融会贯通。如此方能夯实基础，厚重底蕴，成就一番事业。”

　　第三部 施教以德

　　德行是心灵的方向，看似无有形迹，实则具体而微，影响深远。因为方向一错，无异缘木求鱼，难免南辕北辙。自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艺高峰”言论后，引起文艺界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对于如何解决登攀文艺高峰的大向问题，身为思想闭合学问广博的着名美术教育家，霍春阳教授极具使命感和担当意识地亮出了自己多年来在美术教育领域的真知灼见，他认为，要想根本改变中国当代美术界不尽人意的现状，以及为了能够更好更多地输送习近平主席所期冀的“高峰人才”，就要从本源上彻底扭转我国美术教育师资力量的认识论问题，要着眼于强化教师队伍自身的人格力量建设，从而才有可能施教于德，而且施教于德势在必行，只有实施这种本源教育后续教育才有实质意义，否则将贻害无穷。正如王羲之所言：“心正才能书正”。远追先秦德育观，《论语.述而》亦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也就是说，自古及今，所谓的为人处世都是倡导先学会做人，然后才能旁及其余的，惟其如此，才能自立而利他，独善其身而后兼善天下，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爱及苍生”理念的坚实道德基石。

　　应该说，人格教育在中华教育文化体系中长期居于核心地位，只是近几十年才日益趋于弱化，以致反常地“日渐式微”。值得一提的是，人格修炼完善到位后，也就自然升华为博爱襟怀，因此一位真正有人格修为的艺术家必须爱国爱家，更应该深爱祖国的民族文化，只有如此，才有能力建设世格，爱及人类，并极力将自身人文情怀与人格魅力悄然融于艺术创作中，既感动自己，又震撼人心，起到文以载道教化人心之目的，进而抵达人我皆渡的终极目标。

　　第四部 应物法心

　　中国画坛普遍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广大画家必须要走出去大量游历名山大川及地域风情，以便为日后的艺术创作直接或间接累积下丰富的原始素材库，艺到用时，方能胸有成竹，下笔如有神，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也。但问题也随之而来，现如今，许多画家知道写生的重要性，却没能真正领悟写生的本质，导致写生不是“写生”，犹如我们从西方引入的素描实际上不是国画家所需要历练的“素描”那样。对此，霍春阳教授作出了独到解读：“写生是个高难度、高质量、高智慧的艺术提炼和再创造的过程，亦是抒写意味与展现生命力的过程，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抱负，因此需要具备高度的概括能力、提炼能力、表现能力、移位能力，这是由中华文化独特的价值取向、审美倾向、文化心理和文化语境决定的，所以说，写生不是简单地再现自然物象，而是需要深度彰显性灵与情怀，要有能力赋予万物以文化灵魂，达到人景合一，情景交融，甚至还要有能力将表现对象人格化，乃至神性化，这是中华文化独有之人文魅力，也是中华文化远优于西方文化的实证，这一实证，是经由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实修获得的。公允说，写生之前确实是需要积淀深厚文化底蕴的，要懂得锻造强悍敏锐的心灵感受力与灵魂解读力，否则，所谓的写生，写得越多，浪费的时间也就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