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理万机的两位皇帝之所以对《石渠宝笈》的编写如此上心，并不奇怪。两位皇帝亲自参与着录的审阅工作，固然有个人趣味的因素，也与《石渠宝笈》的性质有关。在古代，宫廷不仅代表皇家，也代表了官方、国家机构，两代皇帝三次编写的书画着录，绝不仅仅是皇帝私人的书画账薄而已。

　　距离《石渠宝笈》三编成书，已经近二百年了。目前，故宫出版社与江西美术出版社正在编辑《故宫博物院藏清内府抄本合编〈石渠宝笈〉》(精选配图版)。这次出版，是首次将《石渠宝笈》的文字着录和国内外各博物馆馆藏作品图文合璧，对于《石渠宝笈》的研究意义重大。笔者也有幸参与了其中一部分工作，在研究、编写中，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在目前留存的《石渠宝笈》初、续编和三编中，仅仅留下了参与编写、校对的臣工的姓名。那么，乾隆皇帝有没有参与着录的编写呢?

　　首先注意到皇帝参与《石渠宝笈》编写的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研究馆员萧燕翼先生(参见萧燕翼《国之重宝与〈石渠宝笈〉》，香港艺术馆编《国之重宝——故宫博物院藏晋唐宋元书画展》)。在北京故宫现存的《石渠宝笈》初编编写时残存的数十册底本中，萧先生发现了下面几则资料：

　　“二月廿三日，上发养心殿国朝人书画四卷，先行办理，将来办养心殿书画时归入上等。”

　　“二月廿七日，养心殿发来字画册四十九册，发来字画卷二百卷。”同日又“发来画轴二百五十八轴”。又记“古人书卷上等十五卷”，下列十五卷名称，其中王羲之《曹娥碑》真迹、怀素《论述帖》、米芾《苕溪诗》等，下注：“五月十四日送圆中，十六日交回讫。”

　　“乾隆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谨奏，臣等办理《石渠宝笈》，所有乾清宫、重华宫、养心殿三处书画俱以誊写草本进呈御览。其御书房书画草本亦已办完，俟清时再行进程。”

　　根据以上资料，萧先生总结了以下几点结论：

　　其一，《石渠宝笈》一书收录哪些书画、编入哪个宫殿，定为上等或次等，最后的审阅、定稿，皆需秉承皇帝旨意。

　　其二，底本今存小行草和小楷书两种。行草书的底本是草稿，上面颇多勾划、改动处，小楷书的底本，即誊写草本，是臣属送呈皇帝御批之本。包括米芾《苕溪诗》等在内的上等书卷十五卷，应是着录完成后的誊写草本呈览，所以才有了“五月十四日送圆中，十六日交回讫”的记载。

　　目前，还没有发现《石渠宝笈》续编的底本。在乾隆皇帝诗文集中有一首《养心殿晚坐》谈到了《石渠宝笈》的编写：“宫殿节临热，今朝了不炎。岂非当夏令，幸以泽优沾。有暇较书画(内府旧蔵书画扵乾隆十年曾纂《石渠宝笈》成书，阅今又四十余年，蔵弆日富，真赝错出，因命南书房翰林重加辨正，更为续编，以资博览。兹因御殿还宫，偶为评鉴，亦几暇怡情之一事也)……”(乾隆《御制诗集》，五集卷六十六)。在此首诗中，皇帝说的很轻松，“偶为评鉴，几暇怡情”，《石渠宝笈》续编的编写主要就是词臣的事情，皇帝并没有参与。

　　然而，《石渠宝笈》续编中一则题记的出现，却说明了事实并非如此。

　　《明初人书画合璧册》的后幅题跋：“臣等恭纂石渠宝笈续编，每卷呈请指示，皇上以是卷画法及诗跋中用事均有与时代不合之处，命臣等详加稽考。谨按是卷画款山堂文会图赵干作……我皇上以披帙间得之，超览核实，俾臣等循涂讨源，于大驾幸山庄后，翻究者累月，始悉其真赝，且服且媿，既覆奏谕，更正为明初人书画合璧。……乾隆五十有八年秋七月臣彭元瑞、臣金士松、臣玉保、臣吴省兰、臣阮元、臣那彦成拜手稽首恭跋。”(《石渠宝笈续编》十三册)。

　　这段在乾隆五十八年(1797)七月的题跋，是当时参与《石渠宝笈》续编的词臣所书，其中谈到“每卷呈请(皇帝)指示”，皇帝发现了此册中画法与诗题跋与册页中原来署款(五代)赵干时代不符，敕令词臣考证，词臣经过一个月的研究，终于证实了皇帝的判断。从这段题跋来看，乾隆皇帝在续编编书时，对每卷都要审阅，而且还不时纠正其中的错误。

　　看来，乾隆皇帝在《石渠宝笈》初编、续编编写时，均以天子之威亲自审定书画着录的每一册(卷)，承担了“主编”的职责。

　　乾隆皇帝是众所周知的“书画痴”，留下的有关书画的题诗、题跋不少于三千首(则)。那么，嘉庆皇帝是否参与了《石渠宝笈》三编的工作呢?

　　《清实录》有这样一则记录：“甲申，谕内阁：‘朕前命纂办石渠宝笈续编。……各于卷后注明何人恭校，以免推诿。嗣于装潢进呈后，将乙部一分陈设御园，以备披览。朕于几余，不时检阅，藉以遣暇。此内吴其彦、张鳞、吴信中所校各册，讹误尚少。其余字画脱落，偏旁错误，经朕逐条签出者，每册多有。惟龙汝言所校，已积至百余处，均发交南书房随时更正，从未加以谴责。昨阅至第二十函第一册内，恭载高宗纯皇帝庙号，帝字脱落，非寻常错误可比，不可不加以惩处。……龙汝言精神不周，办事粗疏，无庸交部议处，着即革职回籍。”(《大清仁宗睿皇帝实录》卷之三百五十八，嘉庆二十四年五月)

　　从记载可以看出，在《石渠宝笈》三编装潢成书后，嘉庆皇帝对此书逐册进行了详细审阅，发现了错误多处，并不时对书中的错误进行纠正，对犯错最多、最严重的臣工进行了严厉处罚，实际上也干了总校对、审核等类似“主编”的工作。

　　日理万机的两位皇帝之所以对《石渠宝笈》的编写如此上心，并不奇怪。两位皇帝亲自参与着录的审阅工作，固然有个人趣味的因素，也与《石渠宝笈》的性质有关。在古代，宫廷不仅代表皇家，也代表了官方、国家机构，两代皇帝三次编写的书画着录，绝不仅仅是皇帝私人的书画账薄而已。

　　清人朱彭寿云：“历代官撰诸书，今行于世者，以宋之《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为最着，然亦不过数种而已(唐之《文馆词林》，明之《永乐大典》均遗佚久矣)。我朝稽古右文，特命儒臣时勤编纂，除平定各地方略专纪一时武功，又《天禄琳琅》、《石渠宝笈》、《西清古鉴》之类，专记内府储藏书籍、字画、金石诸品，兹不胪列外，其最称精要者。”(清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一)显然，清内府着录藏品是清宫稽古右文的文化事业的一部分。参与《石渠宝笈》续编编写的词臣彭元瑞称《石渠宝笈》“昭代成编非玩物，共存典要是全提”(《恩余堂辑稿》卷四)，充分肯定了《石渠宝笈》整理、着录书画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