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博物馆藏李鱓中国画《加冠图》

　　丁酉新年，掀起了关注历代以“鸡”为题材的艺术品的热潮。鸡以“德禽”形象深受历代画家喜爱，其“文德”更是画家着墨最多之处——头戴冠，“冠”又与“官”谐音，有功名之喻。因此，明清时期，“加冠图”尤为画家钟爱。单以作品数量论，头筹恐非清代李鱓莫属。

　　和其他“扬州画派”画家一样，李鱓(1686年—1756年)生活在商业文明和艺术市场活跃的扬州，故其绘画多迎合艺术赞助人的审美。以吉祥寓意的题材入画，成为其创作的不二之选。赞咏鸡之“文德”也就成为其常备的画题。在现存作品中，李鱓的画作多见同题多画的现象，“加冠图”尤为明显。就笔者阅历所及，在李鱓的近百件绘画中，以“加冠”命题作画者有三件，雷同率在其传世作品中居于前列，可见其对“加冠”题材的热衷程度。

　　李鱓有两幅作于乾隆七年的作品分别藏于山东博物馆和北京。前者绘一只雄鸡寻觅于寿石、鸡冠花之间，鸡冠与花冠均用朱砂和曙红绘就。作者题识曰：“昔人画德禽于波罗奢下，名曰官上加官，以赠当时之缙绅士大夫，所以称颂之者，至矣。夫虽有五德，躬膺三命，五德益修，则天爵人爵并美，自不负昔人称颂之心耳。乾隆七年五月，李鱓。”波罗奢即鸡冠花，鸡冠花之“冠”与雄鸡之“冠”并处于一画之中，有“官上加官”之意，这正是该画所传递的吉祥喻义，也是“加冠图”所高扬的画外之音。后者绘一雄鸡于鸡冠花下啄食，题识与前作大同小异。两画用笔均显粗率，赋彩鲜艳，具有很强的观赏性。相信这类画在当时受众面较广，且文字和构图均有一定的模式，容易在短时间内重复绘制。或许这正是包括李鱓在内的“扬州画派”诸画家在特定生存环境下的艺术抉择。

　　在两画之外还有一件作于乾隆十二年的《加冠图》存世。该图亦描绘一雄鸡在鸡冠花和寿石旁觅食。与前作相比，该画在鸡冠花的描绘上用笔更为松动，有没骨之意。或许，其技法受到恽寿平开创的“常州画派”影响。恽氏画法影响清初以降花鸟画坛三百余年，李鱓即为一例。从构图及题词看，该画与前两图并无二致，只是题词表达、随类赋彩与经营位置有差异，可知李鱓在“加冠图”的创作中已然形成特有的范式。这种状况在“扬州画派”诸家中并不鲜见，如郑燮的兰竹石图、金农的梅花图、黄慎的高士图、罗聘的罗汉图等，都有类似现象。

　　当然，李鱓也画了不少其他以“鸡”为主角的花鸟画，如作于乾隆二十一年的《百事大吉图》，仿沈周笔意画一只雄鸡伫立于柏树之上，此画也是“假借音义”而成的吉庆图。正是因为题材上采用了谐音，再加之以题词予以诠释，使得此类画作雅俗共赏，为广大受众喜爱。

　　李鱓早年曾做过宫廷画师，作品以工整精细为主。离职后，他在扬州以鬻画为生，画风因而转为粗犷小写意一路，今人所见其行世画作大多属此类风格。清人李斗称李鱓“花鸟学林良，纵横驰骋，不拘绳墨，而得天趣”，便是针对这一时期的画风而言。比李斗稍晚的鉴评家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沿用了李斗此论点，也指出了李鱓画中不足：“究嫌笔意躁动……盖积习未除也”“此外纵极超妙，终不免失之犷耳”。这在“加冠图”等诸作中同样有所体现。李鱓画中常见的粗率甚至荒野之气，在其后期绘画中更为突出。“扬州画派”很多画家的画风被时人目之为“怪”，故有“扬州八怪”之名。另辟蹊径是“怪”之根源所在，李鱓画风由工细转粗犷的原因或许正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