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涌现了一批痛陈针砭时弊、疾呼人民心声的戏曲作家和作品。以关汉卿为代表的元杂剧作家，把一椽巨笔对准权豪势要，对下层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激发出一种深刻的现实主义观照。可以断定，戏曲流行的首要因素，是关注现实，揭露尖锐的现实社会矛盾，反映小人物的现实际遇和悲欢离合。这些因素，通过歌、舞、诗的戏曲形式，不时撩拨人心，引发深切共鸣。今人所界定的“历史剧”或“古代传奇剧”，在元明清戏曲作家笔下，也许就是“现代戏”，是现实主义的彰显。

　　其二，通过家庭问题、婚姻问题、女性问题等等，呼唤人道，激扬人性。如《西厢记》中的红娘和惠明，“表达了卑贱者最聪明的斗争哲理”。再比如，关汉卿的《窦娥冤》，窦娥临刑三愿，她的“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的呐喊，极具反叛和反抗精神，令无数观者动容。也就是说，这些作品写的是人情，说的是人话，反映的是人们内心深处的愿望。这些愿望，可能在现实生活中是苍白无力的，而到了戏台上，却是抑扬顿挫的，是激昂人心的。

　　其三，忍辱负重的英雄形象，锄强扶弱的英雄情结。英雄的命题，表达了老百姓希望铲除人间不平的诉求。《赵氏孤儿》中的程婴，《李逵负荆》中的李逵，《单刀会》中的关羽，等等，这些形象深入人心，令观众感佩不已。没有英雄的时代，将是个麻木、悲哀的时代。因而，戏台上的英雄，特别受观众的拥趸。

　　其四，自由爱情的礼赞，浪漫思想的宣泄，这是戏曲常演不衰的主题。一出《牡丹亭》，生可以死，死可以复生，情的力量超越了生死。史有记载，明代有一个少女，读了《牡丹亭》后，恨不得像杜丽娘那样为情而死，为情复活，结果十七岁就郁郁而终。《牡丹亭》自诞生以来，演了六百年，至今依然动人，依然鲜活。

　　其五，以风月写风云。清代的《长生殿》和《桃花扇》，皆通过爱情悲剧来抒发国家兴亡之叹。《长生殿》写出了一个帝君李隆基的凡人真情，《桃花扇》写出了一个歌伎李香君的超凡至情，两种情愫，都融入了朝代更替、国家命运的忧思和喟叹。可以说，这两部明珠似的巨作，焕发出了戏曲这种“娱乐”的独特光芒和恒久魅力。

　　“戏园者，实普天下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之大教师也。”中国戏曲之“娱乐”，并不是庸俗趣味，也不是简单地取悦观众，而是在技艺化的唱念做打中，有思有想，有道有德，有血有肉，有真有美，有情有感，有悲有喜，有爱有恨，有滋有味。戏曲，实在是一种高级的娱乐。

　　3

　　新娱乐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由此生发出浮躁之气、寡耻之态、骄纵之习、低俗之风。这样的娱乐肆无忌惮地盛行，其实是文化的毁灭性灾难。

　　新中国成立后，戏曲依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以梅兰芳为代表的京剧，芳满神州，香飘海外，具有“万人空巷看梅郎”的号召力;以常香玉、袁雪芬、严凤英等为代表的地方戏，家家传唱，有口皆碑。中国的第一部电影，竟然是谭鑫培主演的京剧《定军山》;第一部彩色电影，竟然是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那时节，戏曲的主流娱乐地位依然是雷打不动。

　　曲剧《烟壶》剧照

　　古老的戏曲艺术，第一次断层，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八亿人民八个戏”，传统戏曲全面禁演。再到解除传统戏曲禁令的时候，观众已经青黄不接了。年长的观众，还怀揣着戏曲的依稀美好记忆，脚步却已蹒跚了;而年轻的一代，不知戏曲为何物也。戏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延续短暂的辉煌后，昙花余香，如烟飘散。

　　然后，出现了电视，出现了春晚，出现了流行歌曲和交谊舞，舶来了好莱坞电影，舶来了交响乐，舶来了酒吧和KTV。再然后，兴起了网络时代。似乎一夜之间，各种新娱乐，风起云涌，形成一股强大的气场，把戏曲这个古老的娱乐挤压在了一处角落。从此，戏曲剧场一下子冷清了，往昔一个剧目可以在一个剧场连演两个月的盛况一去不复返。一台新戏，顶多在一个剧场演个两场，即便再低的票价，依然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而剧场里头，只见一群苍老的背影，暮气沉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