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戏曲呢?似乎也在经历着新娱乐时代的阵痛。戏曲,俨然已成了弱势群体。当戏曲撞上新娱乐,那就来一回猛烈的碰撞吧,顺势撞出戏曲在当今时代发展的硬伤,找出病根,开出药方,去除顽疾,总有痊愈乃至枯木逢春的一天:
其一,戏曲作为文学的缺失。
元杂剧和明清传奇的最大成就在于确立了戏曲的文学地位和价值。当前的戏曲现状是文学性削弱了,戏曲作品的思想性也随之削弱。很多戏曲作品只注重编织一个故事,语言单一,思想单薄,词不美,韵不谐,人性挖掘不深,人文意蕴不足,相对于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当下的戏曲文学水平实在是明显的褪色。
过分夸大戏曲演员的技艺、流派和表演功能,很大程度上阻滞了戏曲的发展。戏曲从本质上应该首先是一门文学,说白了就是通过歌舞的方式演绎文学作品。戏曲文学,其实包罗万象,是小说,是散文,是诗,是赋,文学的所有形态集聚一身。历来,戏曲的兴盛,通常是因了社会主流和高级文化人的参与。举两个简单的例子:
越剧,本来只是田间地头的劳作吟唱,因为田汉、洪深等一大批文化人的青睐,倡导越剧改良,才有了后来脍炙人口、历久弥新的《梁祝》、《红楼梦》、《祥林嫂》等剧目,也使越剧一跃而登大雅之堂;
昆曲,前些年一直处于曲高和寡状态,由于着名小说家白先勇的策划,一出《牡丹亭》,蜚声海内外,使得高校学子和都市白领争相观赏,昆曲竟然在年轻人之中成为一种时尚。
历史上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当下,亟需重新审视戏曲作为文学的核心价值和文化意义,重新找回自信,才能在当前娱乐新时代中占领一席之地。
其二,戏曲文化个性的滞后。
戏曲本质上应属于文化人的个体表达。历史上那些戏曲大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汤显祖、洪昇、孔尚任,他们的作品能千秋相传,原因就在于作家强烈的个人表达,每一部作品个性迥异,独占高峰。
不知从何时起,大凡获奖的戏曲作品,一般都是经过群体讨论、七稿八稿之后才面世的。甚至有些地方,从选材就开始召集讨论会审。戏曲创作,变成了一种集体行为。“文革”中的京剧,大多署名集体创作,这本身就违反了创作规律,使得戏曲写作纳入机械化程序。现在依然延用集体讨论的方式推行戏曲,弊大于利。集体讨论,可能确实会有一些出神入化的点子,但只有少数天赋极高的编剧吸纳这些点子后,写出了上乘之作。而大部分编剧,在专家们“轮番轰炸”之后往往不知所措,改出来的本子,反而削弱了原有个性,底色更加苍白,思想更加平庸。
现在的问题是,剧团急于上演和获奖,就要求编剧按照领导和专家的意见修改,长此以往,戏曲作品的个性逐渐消殆。功利主义,是戏曲个性缺失的主要原因。对于文学艺术来说,个性才是吸引受众眼球的重要法宝。
个性的沦丧,致使当今戏曲观念愈加滞后,继承传统则惶惶恐恐,探索创新则战战兢兢。戏曲,骨子里头的暮气,更加重了边缘化趋势。
其三,戏曲在政治依赖和市场归依之间的迷茫。
纵观近二十年的戏曲创作,有两条分水岭,一是政治需要你写什么,二是市场要你写什么。政治要你写什么,戏曲只能沦落为政治的附属品,真善美在高大全的华丽外衣裹挟下,逐渐显露出虚假、概念和势利,在各种政绩工程的利益驱使下,戏曲越来越脱离受众,一旦获奖,便沉入箱底,这是功利主义戏曲的恶性轮回;市场要你写什么,为了生存需要,便开始千方百计迎合世俗,浅薄、媚俗之作层出不穷。其实现在的戏曲,并没有真正的市场。在农村,大抵是祝寿、祭祀所需请城里的戏班来,菩萨埋单;在城市,通常以各种艺术赛事为前导,出人出戏,政府埋单;在国外,只赚吆喝不赚钱。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绝大部分戏曲院团改企后将推向市场,这对还没有真正的市场的戏曲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于是,戏曲人陷入了深深的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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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戏曲本体和当代审美入手,进一步挖掘和张扬戏曲艺术的精致性和独特性。
迷茫,但不要迷失。“我并不担心西方文化和当代娱乐对戏曲的冲击,担心的是戏曲的自我迷失,这是一种戏曲的自我迷失,这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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