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对和平年代，历史前进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一些新事物的衍生也是大势所趋，旧的娱乐方式被新的娱乐方式所取代和更新，更是在所难免。新娱乐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由此生发出浮躁之气、寡耻之态、骄纵之习、低俗之风。借由这一气一态一习一风，套以商业和市场的外表，大肆炒作非道德因素的某些所谓新娱乐，其实宣扬的是一种暴力美学。如今各种媒体的娱乐版面，通常是连篇累牍的宋祖德、芙蓉姐姐、罗玉凤、超女快男、艳照门，各种花边新闻，各种绯闻艳事，有识之士不禁感叹，世风日下，情何以堪?

　　娱乐，也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的基础是道德。一切脱离了道德的娱乐，终将是过眼烟云。令人担忧的是，这过眼的烟云，长此以往，将使中国文化的真粹日渐麻痹，染灰蒙垢，丧失道统。这样的娱乐肆无忌惮地盛行，其实是文化的毁灭性灾难。梁漱溟说，“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我只指出两大古怪点：一是那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二是那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

　　我并不反对娱乐的商品属性，甚至认为，合理运转的基于道德平台的商业娱乐，是有益于社会发展的。京剧四大名旦时代的戏园子里，角儿们赚的是黄金，一点都不奇怪。娱乐消费，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消费，是有助于滋养心灵、提升境界的高尚行为。但，一味为了迎合某种趣味，盲目追求票房和收视率，而忽视了人们的基本道德伦理、变异了人们的基本价值诉求，这样的娱乐消费，无异于吸毒和自残。前一阵子流行的某电视相亲节目，标榜着“宁可在宝马里哭，也不愿在自行车上笑”的论调，令人不得不生杞人之忧。偏偏这样的娱乐，掌握着绝对话语权和至高影响力，某种程度上还左右着成长中的新生代人群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丝丝缕缕地腐蚀着青春。然后，娱乐至死。

　　那么，在铺天盖地的新娱乐喧嚣中，戏曲该何去何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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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戏曲撞上新娱乐，那就来一回猛烈的碰撞吧，顺势撞出戏曲在当今时代发展的硬伤，找出病根，开出药方，去除顽疾，总有痊愈乃至枯木逢春的一天。

　　言归戏曲之前，我还想提两位话剧导演，一位是中国培养的第一位导演博士王晓鹰，另一位是海峡对岸的戏剧票房王赖声川。

　　话剧《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剧照

　　王晓鹰一直坚守着自己的戏剧理念，他说，戏剧带给我们深刻的快乐。我想，这种快乐的内涵是戏剧的崇高快感、悲悯情感和人性美感。王晓鹰的每一部戏都倾注着自己的独特思考，面对纷繁萎靡的全民娱乐时代，他从未迷失，也从不低头。“戏剧的第一属性是艺术，是文化，其商业属性是附加的，是一种传播手段，是一种生存方式，如果为了传播和生存而淡忘乃至丢弃了自己原本的价值意义，戏剧艺术在商业喧嚣中的迷失和沉沦就将不可避免。”在王晓鹰看来，戏剧的优劣得失不能简单地与票房的好坏划等号，尤其在这样一个社会责任感缺失的年代，真正的戏剧更应该担负起灵魂和道德的启蒙者作用。话剧如此，具有悠久历史和普世审美价值的戏曲亦应如此，哪怕剧场暂时没能坐满观众，没有关系，慢慢来，当代中国社会脱节的道德重塑本就是艰辛而漫长的过程。

　　赖声川的戏剧，这些年风靡两岸三地，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就是“叫好又叫座”，或者说是“雅俗共赏”。赖声川肯定不愿意承认自己的作品属于商业戏剧范畴，他更愿意相信自己是个纯粹的戏剧人。他说，我只把舞台上的事做好，其它的运作琐事自然有人操办。所以赖声川走到哪儿，从来都不去刻意迎合和取悦观众，他的作品串起了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神奇的剧场里，在看似轻松愉悦的戏剧体验中，自我提炼，自我超越。

　　与王晓鹰、赖声川一样，还有好多话剧导演在坚守，在开拓，在创新，从新娱乐包夹中突围。这些年，话剧观众明显多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年轻化。这是个好现象，毕竟先把观众引领进了剧场，观众是需要引导的，在习惯了轻松搞笑剧之后，再给观众以思考、以回味、以震撼。尽管有些话剧作品也在媚俗，也有描写艳遇、婚外情的甚至追求感官刺激的下三滥的戏充斥剧场，但这都不意外，这是新娱乐时代的阵痛。朱大可说，“我们正在面对一个‘脏词大爆炸’的时代，它在数码世界里迅速繁殖，变得更加孔武有力，全面颠覆着国家主义的话语堡垒，令其崩溃在文化对抗的前线”。一小撮话剧在新娱乐时代的媚俗，只是小丑的游戏罢了，毕竟无法汇成大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