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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黄丕烈曾言:“书以古刻为第一”,历代藏书家竞贵宋椠,这其中又以初刻初印本夺人目睛,其纸墨精纯,神明焕赫,点画出入悉得书家法度,尤令人珍弆。此次现身西泠春拍的南宋嘉定十四年(1221)江西庐陵官刻初印孤本《资治通鉴纲目》(卷第二十三),是朱熹编撰的中国第一部“纲目体”史书,校勘精善,开本阔朗,历八百岁仍展卷若新。
值得一提的是,在清宫“前天禄琳琅”珍藏典籍中,“庐陵本”《纲目》曾与被历代藏书家奉为铭心绝品的宋版《前汉书》、《九家集注杜诗》并称最善,得到乾隆帝的亲笔题诗,并命写御容于卷端,如此佳椠,竟因火灾化为煨烬,其刊刻原委、版本特征等信息,后人多不得其详。
“庐陵本”《纲目》最早见载于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卷四,后世传本甚稀,仅《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卷二着录一部(内八册有补配),上有乾隆御笔题诗,赞其“锓出新安留面目,弆增天禄有光辉”。在“前天禄琳琅”珍藏的七十余部宋版中,获乾隆亲笔题诗的仅九部,可见“庐陵本”《纲目》在当时很受皇室看重。清宫藏本遭火劫后,此书似沉晦于世,不见诸家记载。直至1999年上海朵云轩春拍,一册着录为“明刻本”的《资治通鉴纲目》(存卷第五十九)引起了诸多藏家的注意,此卷恰为《纲目》的最后一卷,末刊饶谊题跋及校勘者名氏:
司马公作《通鉴》一书,所以续麟经之绝笔而其文犹史也。至晦庵朱先生始取其义。嘉定戊寅莆阳郑先生守庐陵,惜是书传布之未广,捐俸二千五百缗刊于郡庠,俾谊校正,而法曹清江刘宁季同司其役。阅三载,金华章先生、四明史先生继守是邦,实董其成。三先生皆邃于史学,必有名章俊语发挥是书之微以启学者,惜谊迫于授代不及并刻也。故书其椠,且以着同校正者之名氏云。嘉定辛巳夏五既望,门生郡文学掾临川饶谊敬书。
乡贡进士学谕边定、学谕康新叔、萧鼎、姚麐、免解进士学谕刘嚞、掌计周允成、直学李遹、学录王度、迪功郎新郴州郴县主簿彭士楚、迪功郎新抚州金谿县主簿罗汇、免解进士彭叔夏同校正。
上海图书馆古籍部研究员陈先行由此判定,这就是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中提到的南宋江西庐陵刻本,详见《一朝浮世,旧案立断——宋江西刻本<资治通鉴纲目>》(载《打开金匮石室之门》(上编,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陈先生指出,“庐陵本所依据者,或即饶谊所获稿本之录副,而延聘饶氏任校刻之役,亦可谓得其人矣。由是足见庐陵本于是书之推广作用及其版本价值不让温陵本锱铢”(《上海图书馆藏宋本图录》“资治通鉴纲目五十九卷”),肯定了此本之价值。资治通鉴纲目>
由上述饶谊跋文可知,“庐陵本”与通常被认作《纲目》首个刻本的福建“温陵本”其实开雕于同一年(嘉定十一年戊寅,1218),“温陵本”一年而就,“庐陵本”则历时三年,由南宋着名藏书家郑寅(约1190~1260)官庐陵(吉州)时捐俸刊刻,资政殿学士史弥忠(1165~1244)、刘宁季等三位“邃于史学”之士主事,校勘者中有校订过《文苑英华一千卷》的彭叔夏,故此书之校雠、刊刻皆称精善。与“温陵本”相比,“庐陵本”避讳更严格,“匡”、“胤”、“玄”、“朗”、“恒”、“征”、“署”、“让”、“桓”、“完”、“纨”、“构”、“慎”、“瑗”、“敦”、“廓”等字严格避宋讳,“温陵本”则避讳不严。尤其是“扩”字,此为宋宁宗本朝讳,“温陵本”竟不避,“庐陵本”则缺笔避讳。
文字校雠方面,“庐陵本”也多有胜处,如卷二十三“燕除公侯金帛赎罪法”句下小注:“燕主盛十日一决狱,不加拷掠”,“温陵本”误刊为“栲掠”;“魏杀其御史中丞崔逞”句下小注:“……侵略魏境”,“温陵本”误作“魏璄”。同一叶中,“温陵本”已误刊二处,可见校刊不精。
这从一方面可以解释为何“庐陵本”与“温陵本”同年开雕,但最终刊成却迟了整整两年的现象。由此可知“庐陵本”刊刻精善,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惜目前整理本均未利用。根据严文儒《〈通鉴纲目〉宋元版本考》一文,可知“温陵本”由真德秀上书,雕版转入国子监,后经元明递修,流传较广,其传世诸本多系后印,已无初印之本。“温陵本”后印本在当今市场中时亦可见,而“庐陵本”则流传甚稀,二十年来除朵云轩本外,仅见西泠本,足称珍善(详见卷末附表)。
西泠本《纲目》,以大字提要为纲,小字分注为目,书体出入颜真卿《多宝塔》、柳公权《玄秘塔》间,隽美沉着。皮纸匀洁坚致,帘纹宽二指。半框纵29.5cm,宽20.3cm,开本敞阔,一册四十二叶(八十四页)。版式为半叶八行十五字,小字双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左右双边,无鱼尾。版心上记大小字数,中载卷第及页次,下镌刻工名“刘元”、“生”,其中“刘元”为南宋中期江西吉州名工,曾参与刊刻宋抚州本《周易十卷》、宋淳熙四年(1177)抚州公使库本《礼记注二十卷附释文四卷》等。
南宋中期江西吉州着名刻工刘元
“庐陵本”目前公藏情况是:上海图书馆藏卷十九、五十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卷五十三、五十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卷二十一,吉林省图书馆藏卷十八,山东省博物馆藏卷五十至五十二、五十五,天津市图书馆藏卷四十八,浙江大学图书馆藏卷四十五。再加上拍卖市场中出现的朵云轩本(卷五十九)和西泠本(卷二十三),共计十四卷,卷次不重,皆为孤品。陈先行先生认为“倘若能把这部书的幸存各册汇集影印,这对研究版本、书史、出版史将是十分有用的资料”。这部书“对其他版本的鉴定也提供了线索”,比如静嘉堂文库的宋版《周益文忠公集》,根据《纲目》提供的刻工信息,“应当亦是江西庐陵刻本”。
此拍品与朵云轩本皆为虎皮宣护封,旧式犹存,卷末钤“朱升之印” 白文方印,与上海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等藏卷相同,为同一套书中散出,内经通篇朱笔圈点,于用兵谋略着力尤多。宋版自明中叶以后逐渐为世所重,收藏者不轻易落墨,此书通篇圈点,陈先行先生认为“从朱笔标点的顔色、风格上看,当出自明初人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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