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1937年6月出生，江苏淮安人，民进第十届中央主席，第九、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院长。岳麓书院讲坛首场会讲，许先生作《经济-文化-富强》的主题演讲。

　　文化是非常难谈的，因为有始无终、无边无际。特别是在当前社会开始重视文化，几乎什么都要冠上文化的标签。后面我们要谈到什么是文化，但至今全世界还没有一个人能把文化用简短的语言描述清楚，可见文化之复杂、难谈。但又是好谈的，因为处处有文化。

　　文化是花钱的，不是赚钱的，经济是文化的基础

　　经济是文化的基础，是一切人类社会活动的基础。这一点必须要想清楚，不要只停留在政治经济学的层面。经济是文化的基础，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文化是花钱的，不是赚钱的。但是，有的文化品种或者叫文化形态是可以赚钱的，是应该赚钱的。例如拍个电影，如果拍了之后，一张门票也卖不出去，那么这个投资公司就不会再拍第二部了。凤凰卫视之所以事业做得越来越大，它就是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结合起来，社会效益非常大，同时得到社会的回报，回报的钱再来发展。否则怎么在全世界布点，设置记者站等等这些，怎么上星(卫星直播)呢?但是，这只是文化品种或者是文化形态，这是形态文化，没有形态的文化是根本不能赚钱的。就文化整体而言，是赔钱的，是要花钱的。为什么这样一个浅显道理，我还要用一些时间来说明呢?因为现在人有一些误解，一说到发展文化就觉得赚钱的机会来了，这是要警觉的。90年代的时候在中国发生了一场争论，就是教育的产业化问题。我当时写了一篇文章，没被社会注目。我说教育不能产业化，教育是一种公益。但是，并不等于在整个教育领域都必须去产业化，有些部门、有些内容是可以产业化的。我想文化也是如此的。广义上说，教育本身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那么就社会来说，也是仓廪实而知礼节。在文化初始阶段，人们吃不饱、穿不暖，凭借有限的生命力向大自然选取最起码生活资料的时候，生存是第一的，谈不上发展文化。那么到了今天的社会，就多数人来说，就日常生活来说也是这样的。今天在全国所形成的对文化的重视和对传统的回归，也是因为我们全国大多数地区基本小康了。所以，就社会生活而言，经济也是基础。

　　我所说的经济并不是具象的，不是统一方便面、农夫山泉或者联想电脑，而是高度概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在经济领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确立之后、稳定之后，那么生产的方式对于文化的发展变化有着巨大的影响。这就谈到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成长于、定型于和发展于农耕时代。无论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和而不同”，还是我们所说的“仁义礼智信”，乃至孔夫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无不是和农耕这种生活方式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因此，研究文化无论是纵向的研究过往文化，还是横向的研究其他民族、其他大洲的文化，都不能离开对于当时、当地的经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生产方式的关注。也就是说，谈文化不能就文化而谈文化，必须和社会和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经济是基础，文化是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两个是不同的。我所说的社会小至家庭，稍稍扩大一点就是族群，再扩大一点是民族。我所说的这个民族开始限于种族的概念，再发展为多民族组成一个国家，这个民族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这个词是孙中山先生第一次提出来的，中华民族就是一个文化的概念，而不是一个种族的概念。

　　这里我还附带说一说，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外国的政客、学者和媒体，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批评。我们国内有些学者也在呼吁。这个呼吁不一定是赞成的，包括批驳的，说中国的民族主义如何如何。我对这个有点看法。民族主义的帽子、标签，千万要慎重，我认为不应该加在中国人头上。因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在英语里是一个词。民族主义这个词的出现，是17世纪在欧洲提出来的。那个时候欧洲才开始正式形成建立民族国家的浪潮，一个国家都是单一民族。无论是法兰西，还是日耳曼，以及盎格鲁-撒克逊，都是如此的。因此，他们把民族和国家划为等号的。而中国不是，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生活在一起的一个领域，当建立了无论是朝廷还是国家，都是多民族的。因此，我们说的民族是一个文化认同的概念，民族主义本身就是欧洲中心论的产物。我们随便用来扣在我们自己的头上，多少有点上了当的意思，这是题外话。

　　文化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那么还需要拿来讨论一下，刚才我所说的到底文化是什么?有的学者在论文中说，据有关的学术统计和他个人的统计，全世界文化的定义有500多种，比较知名的有200多种。其实，在我看来文化的定义是无限多的、无法统计的。任何一个人写篇文章都可以给文化下一个定义，至今没有一个权威的。但是常用的、我也在用的，是前苏联着名哲学家罗森塔尔·尤金在他所编的《简明哲学辞典》里下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实，这个定义等于没有下。一定要给一个概念下一个精确的定义，这本身就是西方思维，是二元对立论、分析论，是人文社会科学跟着自然科学走的结果。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很多概念是无法用语言精确定义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很聪明，有一个词叫“辞不达意”，认为一个词不能充分的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佛教也很聪明，用了一个“不可言说”。例如我们今天谈到国学，譬如“仁义礼智信”中的“仁”怎么定义?常用的是“仁者爱人”，那是《孟子》里的话，据说最早是孔子说的，《论语·颜渊》中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即使孔夫子说的总是对的，那也是就当时的情景作出的一个具体回答，换一个地方是另外一种回答。仁者爱人，那么什么叫爱呢?也许在座的有些学者可以下出精确的定义，或者翻阅现代汉语辞典，反正我下不了定义，只能说是人对于他者的一种什么感情，某种感情。那是什么感情呢?状况是什么呢?这就又涉及到训诂学领域，我不展开了。

　　因此，我在谈我认为文化是什么的时候，我不采取精确定义这种方式，而是用一种描述性的语言。首先，文化是人兽之别的标志，有人说，你这不是等于没说吗?我觉得还是有意义的。我们的宠物在经过训练之后，它可以做一些让你感到高兴和发笑的动作，那是条件反射，有食物做诱饵，并不是它发自内心的一种创造。推而远之，大象画画、猴子画画、黑猩猩画画，画的再好标价再高，那不是人画，那是兽画。人之为人，从禽兽中分化出来，对一个关键问题有自己的见解，那就是文化。从甲骨文来说，“文”本身就是一个人形，肚子画的大大的，在肚子空白里有一个图案。这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的纹身。无论是自己的图腾，还是为了吓走想象中的鬼怪以及野兽，反正就是刺青，这就是人类的开始。因为再聪明的大猩猩，不会把自己的毛剃掉在臂上刻上图案。这是中国的文字透露的信息。文化就应该提升人的人性，而不应该把人性拉回到兽性那里去。在今天全世界的文化领域里，有些人就是让文化退化到兽群里。

　　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文化是多样性的，如果细分可以说有一个人就有一种文化，即使孪生的兄弟姐妹，即使是夫妻，即使是父子，两个人的生活习惯也是不一样的。这样一来，我们就无法掌握了。所以，一般的文化就按照地域、民族与职业来分，这样也分的快。所以，文化无所不在。我是一个有着55年烟龄的烟民，但是倒退若干年没有这个烟的时候，是鼻烟。这是一种现象。在农村或者城市里抽水烟，也是一种现象。但是，总体来说这是一种烟的文化。烟的文化你追到哪里去呢?追到印第安人那里去了。西班牙人殖民到北美的时候，发现了一种药物，印第安人不舒服了嚼点那个叶子，点燃了吸感觉挺好。然后，殖民者就开始用了，开始在亚洲和欧洲种植。怎么吸呢?这个叶子没法吸啊，把它卷起来，就成了雪茄。后来有人很聪明，捣碎放在什么东西吸，就制作了烟斗。这个烟本身就有发展的历史，这个发展的历史和生产的方式又紧密相关了。所以，文化可以说是无所不在的。

　　另外文化是体现人类对于自身与他者的一种好恶。喜不喜欢，对于是非的判断，什么是好坏?什么带来荣辱的?这个是儒家也特别强调的，如“礼义廉耻”。文化的倾向性就是体现在这一块。现在文化无所不在，我们的衣食住行到我们的文学艺术、宗教礼仪，一直到法律、社会制度，都是文化，都贯穿于这种所有文化品种，都体现人的好恶、是非与荣辱。那么这个红线是什么?我归纳就是“四观”。但是，“四观”的名称是西方的，就是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审美观。这“四观”合起来是什么?就是西方哲学的全部。这样我所说文化是什么?用描述性来说的话，是无所不在的生活方式。它可以分出层次来，而贯穿于其中的，是对好恶、是非、荣辱的判断，再抽象化就是“四观”。这是我所理解的文化。

　　那么“四观”体现在哪里?首先体现在一个人的心灵上，体现在他的生活当中，体现人和人、人和物发生关涉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交往当中。因此，我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我重复一下，我也向大家讨教：文化在哪里?固然在屏幕上，在博物馆里，在舞台上，这只是人类生活、社会生活的一小部分场所。更广泛的文化在哪里?文化在每个人的心中，文化在每个家庭里，文化在每条街道上。如果我们国学研究蓬蓬勃勃、成果累累，如果我们的出版物汗牛充栋，如果我们的舞台好戏不断、观众如潮，但是心里混乱了自己的好恶、是非和荣辱，如果家庭不和睦，在街上你碰了我一下，我的车追尾了，而不能互相看看，说句对不起，对方笑一笑就走了，那么我们的这些投入无数资源的屏幕、舞台都白费了。文化就是“人化”。人没有化，应该说就是没有文化。今天我们社会上所遇到的，就是这个大问题。同时，如果要是按照行业来说，最生动形象体现的，就是文艺;把人的好恶、是非、荣辱概括起来，用很深奥又很浅显的道理能够向社会传播的，就是宗教;总括社会的需求和文化的状况，形成能管理所有人的生活、生产的，就是制度。这三方面，所有的文艺、宗教和制度都体现了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伦理观和审美观。刘长乐先生就是佛教的大家，他是大居士、大德。既在岳麓书院，又在他面前，宗教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现在常说，文化是软实力。我在这儿坦率的说，我不赞成这个词。约瑟夫·奈首次提出这个概念来的时候，他用了“Soft Power”这个词，但是“Power”这个词在英文里是一种外向的东西，不是我们所理解的内心的一种东西。与之相对应的是硬实力，硬实力就是航空母舰、精确制导的导弹、无人驾驶的飞机。他的本意就是美国作为一个全球的领袖，不能只靠那些硬家伙，有些时候、有些领域还得靠软的。因此，提出软实力这个词，本身就是外向的，是要给别人洗脑的。我们是照用、照翻译过来的。因此一阵时间，全世界特别是欧美国家对中国警觉性提高，说你要对我实行软实力的入侵了。乃至孔子学院，这本来是合作的产物，是两个大学的合作，却说是我们去洗脑了。为什么?你们共产党说了执行软实力，用“Soft Power”来对待我们。所以，我只说“文化之力”，不说“软实力”。

　　那么，文化力量在哪儿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人人养成了在一定文化当中生活的习惯。喝我们湖南绿茶喝惯了，你让我喝立顿红茶，又加奶又加糖，喝一次可以，但是成天喝就不习惯了。今天吃早饭的时候，我还和又声部长说起，湖南人吃辣椒，这是生活环境决定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只要在饭桌上一吃辣椒。“嗨，你是哪里人?”“我是贵州人。你呢?”“我是湖南人。”因为咱们都吃辣椒，马上就亲近了。这是因为生活习惯相同，人就觉得舒服。所以，青年男女谈恋爱要谈一段时间，要互相适应对方生活习惯。如果闪婚的话，头一天就不习惯了，接下来就是闪离呗。这就是生活习惯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炎黄子孙走到世界的各地去，在他的家庭里仍然保持着华人生活的习惯。所以，当陈水扁提“去中国化”，我和台湾朋友说，他去不了。中国化能去吗?陈致中(陈水扁的儿子)对他不孝顺，他习惯吗?你想“去中国化”先把“孝”字去掉，他还不得说中国话吗?因为大家习惯一样，于是大家相互认同，见面就亲切。很简单的就是语言问题。如果去欧洲旅游，必看的景点之一就是市政厅广场。你刚走到广场那儿，这边东北话，那边上海话，一会儿又来一个河南老乡，这个时候省级的概念没有了，回头一看就是“中国人”。当然这都是生活的认同，最高级的认同，就是信仰。

　　我想在座的很多朋友，也曾经到过长沙的寺庙去看过。到了寺庙之后，你再和居士接触一下，你会发现，很可能一个是来自东北的，一个来自广东的，但是由于共同的信仰，都在一个庙里做居士，马上就成为了好朋友。这是因为信仰相同。信仰也是一种习惯，文化之力就在于此。因此，可以倒过来说，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共同的信仰，这个民族就没有凝聚力，就散了;如果一个民族或者一个国家彼此不认同为了小利而争吵，文化就散了，家庭也是如此。

　　文化既然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那么我们就要谈到文化和社会的关系。一个社会的凝聚，文化的认同，首先应该考虑德的自律，同时需要靠法来他律。法也是文化。我们着名的法学家谢勇先生也在这儿，请允许我说一句冒犯的话，当一个国家或社会完全靠成文的法来对所有的公民进行他律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散架了。只有一个民族所崇尚的德，形成社会的共识、认同，大家以此来进行自我的约束，不仅仅是消极的约束，而是一种高尚的追求，永不止境的追求，高了又高，高了又高，然后用法律来保证社会的底线。德是判断优劣，法是判断有罪无罪的。

　　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认为美国这个国家已经散了。因此它必须打仗，不去打仗第一满足不了军火商的需求、利益的需求;第二它要散架，因为200多年的爱国教育，就是美国是领袖，美国是世界警察，打人家都是有理的，打胜了更能显示美利坚的伟大。海湾战争刚结束的时候，我在美国，傍晚时分我向外一看，所有车的天线上都挂着一面国旗，因为美国胜利了。这完全没有人号召，不像我们过节居委会通知要挂国旗。打伊拉克胜利了，纽约所有的国旗店里，国旗都卖光了。因此非打不可。从前还有个“铁幕”、“冷战”，现在没有了，没有目标了。怎么办呢?要想打了，先妖魔化它，给它戴上恐怖主义的帽子，就打呗。占领了所谓的道德高地，这个帽子可以用100年。为什么?因为就像是一个木桶，一片片木头拼起来，外面两层铁箍，一泡水一胀，这桶就牢了。现在粘合剂没了，又把“湖南桶”搬到北京去了，经过秋天干燥，这个箍箍不住了，就散成一堆木柴了。所以二者之比，德的自律比法的他律更伟大，更应该关注。以德为基础再执法，效率高得多。

　　中国崛起需要文化复兴

　　以上可以说抽象地谈到了我们面对国家的状况，首先应该看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整个世界都形成了文化的危机，包括美国自身。不久前我访问了印度，印度作为世界第二大人口国也是如此。去年年底，我和刘长乐先生一起到美国参加纽约尼山论坛，中美两国的学者和哲学家在一起，美国的学者谈的问题几乎和我们谈的是一样的，就是美国的危机。所以，现在的文化危机问题，是一个全世界性的问题。怎么造成的呢?无论是环境问题、资源问题、社会差距问题等等，其实就是与中华文化截然对立的另外一种价值观的侵蚀问题，对于物的无限追求，或者是贪婪。

　　今天我们生活都很被动，强有力者用了很高明的工具在引导着人们改变价值观。什么工具呢?第一是科技，是军事科技用完剩下的或者过时解密的，然后转为民用，例如IT、无线通讯。第二是用刺激的办法，因此我说今天的消费经济，是广告经济、模特经济、时尚经济和虚荣经济，买LV包的不是为了实用，而是挎在长沙街上走着，让别人说：“哟。LV。”如果为了实用，为了满足我生活的需求，用不着花一两万来买一个包。大家曾经通常都用诺基亚的手机，很耐摔。可是现在iphone一代又一代，这种广告经济、模特经济、时尚经济和虚荣经济，成功设计师之一就是乔布斯。结果你买到的手机里，70%的功能是没用的，可是你付钱了，钱都让人股东拿走了，是不是?连我也不得不成为“俘虏”，用了iphon3又用iphone4，用了iphone4又用iphone4S，发现都差不多，就不用了。后来听说三星好，又买了三星。总之，人被“俘虏”的时候，是高高兴兴地掏腰包，和战场上当“俘虏”不一样。这就是另一种价值观，就是刺激物欲，物欲是最容易被“信仰”的，这也是全世界现象。

　　当前，我们遇到了两难问题。一方面，我们需要快速的发展，基于满足人民的需要，基于国家稳定的需要，以及在国际上挺身而立的需要，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第一代国家领导人就已经明白了。因此在当时我们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勒紧裤带也要搞“两弹一星”。等发展起来再搞就不行了，现在你再搞试试，对不起，“核俱乐部”关门了。伊朗不是这样吗?今天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是因为我们拥有3.4万亿的外汇储备，而是在西昌那儿有导弹啊，不管是200颗还是几十颗，我有啊，你就得尊重我呀!我们现在更明白了，我们要加速发展。但是，加速发展就犹如一辆高速行使的汽车，后面扬起的沉霾就大了。这些沉霾就是今天所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发展慢了就要挨打，发展快了就出现了问题，出现了几种断裂。

　　首先，我们的文化传统和今天的时代断裂了。也许大家说没有啊，小孩子还在读弟子规，书店里很多经典都重印了呀。其实，我说的断裂是人的文脉的断裂。所以，我说今天的时代，是不会出现大师的时代，大师都坐不住。不要小看短短的二三十年对中华文化的摧残呀，在这一代人里何时才能再出现像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熊十力这样的大师，何时才能出现牟宗三、钱穆、唐君毅、方东美这样的大师?

　　其次，我们必须要高度关注的，就是学者的研究和现实断裂。因此，我在学术界也提出来，希望研究汉学的人包括国外的学者，一定要关注当下、关注世界、关注未来。否则，研究得再好，也解决不了现实问题。同时，学问既要在课堂上传承，更重要的是在课堂外传承。一没有人，课堂也就没了，你即使放录像，老师在那儿讲也是不行的。很多细微之处是心领神会的，不是老师在课堂上讲出来的。

　　再次，就是宣传与心灵的断裂。我们目前无论是官方的宣传还是学者的宣传，都和心灵有着一定的距离。其实，我们有这方面的智慧。这个智慧以前最高体现在宋明理学，孔夫子提出了无限追求的“德”这样的目标和大概的内容。孟子还提出了人性的问题。孔夫子很少谈人性问题，孟夫子提出来了。《告子》、《尽心》两篇虽粗俗而梗概，但以后就开始沉淀。后面，董仲舒等人走到岔路上去了。到了唐代，韩愈想接这个道场，但没有这个能力。一直到宋代，就提出了另一个问题，“性”的问题、“心”的问题，就解决了客观的学问如何内化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功夫”。可是，后来在我们这里断了。日本明治维新前，流行全国的是阳明之学;至今，韩国和日本对阳明之学的传播也要比我们中国大陆要好一些。其结果是什么呢?所谓主流非主流是倒置的，今天我们说的主流媒体是非主流媒体，主流媒体是指尖上的媒体。这汇集起来，我们当前重大的危机是什么?13.49亿人口缺精神、缺信仰，而精神与信仰是“Soft Power”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四观”嘛，认同习惯是核心的东西。中国现在不缺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叫“不差钱”，其实总的来说还是差的，但是最最缺乏的是精神和信仰。

　　作为一个和国际上交流的知识分子，有时候很难啊!多年前，在美国洛杉矶水晶大教堂，我和罗伯特·舒乐对话。老头很客气，他说：“许先生，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是吗?”我知道他背后的话，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就是野蛮的人，就是可怕的人;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嘛。同时，他的第二个意思就是，只有信仰上帝才是信仰。后来我回答他：中国人有自己的信仰，但和你们的不一样，我们信仰的是“德”。“德”的最好代表就是孔子、孟子，我跟他讲了一通。讲完之后，他说他明白了，谁知道他真明白还是假明白。我们今天根本的问题就是精神和信仰。

　　怎么办?首先要自觉。何为文化的自觉?我自己想这样一个范畴，第一要把握文化、了解文化发展的规律，坦诚地承认我们自己的现状。本来我们道德在滑坡，非要连续发表文章说：胡说，你看我们的道德多好多好。这是很高明的琴师关在自己的小屋里自娱自乐。反思危机在什么地方，要有清醒的认识，然后研究我们如何建设自己的新文化。有几个必须做的课题：一是从教育上转型。如果按照中国儒家的学说，是从胎教开始教育。当然，我们这个胎教政府管不了，那么应该从幼儿园开始，从社区开始抓。本来中国的社区很好的，一个小巷子，几户人家，抬头不见低头见。李家有事张家帮，张家有难李家支持;你的孩子我帮着带，你的老人有病了我帮着送医院。现在一进到小区，东南西北不见面了。从前进胡同先打招呼：“到屋里来坐坐吧?”“不用了，谢谢您。”做了好东西给各家送一送。现在什么情况?进了楼嘱咐孩子开门的时候先看看前后左右，如果没有人的话赶紧开，开了之后第一件事把门反锁上，除了自己家的人谁叫门都不给开。北京市民都住在铁笼子呀，当然这也不是全部。二是重新建设我们的社区，建设文化的社区。让所有人在8小时之外，生活在温馨的、和谐的环境里，重新打造一个新的环境。三是宗教。在人文历史上，宗教是起到双向的作用。古今中外有作为的领导者、统治者都是善于利用宗教引人向善的理念制约他破坏社会稳定的力量。

　　人们一谈到崛起常常谈到我们的高铁、战斗机、瓦格良号、3.4万亿的外汇储备。其实，崛起还包括文化复兴。因为，这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这是一个社会个体的身和心的关系问题，二者合则强，二者分了就散了。同时，只有文化复兴我们才能真正崛起，因为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是文化，也就是凝聚力。万众一心，兄弟同心，其力断金，这一点中国人最知道。一支筷子你一折就断，五支筷子十支筷子你折不断，这个道理不用说。崛起意味着富而强。但是物质丰富了只是富，只有在有物质的基础上精神丰富了才是强。所以在不久前，我说我们正在渐富渐强，渐富大家看到了，渐强我现在还没有看到。

　　既然有断裂，现在必须要续接上。因为这是现在文化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简单来说，就是在人心里、在家庭中、在街道上。因此，学者要关心人心、关心家庭、关心街道。学者有一个好处，自己研究学问可以宣传、可以出书，同时还是表率呢。从前，我们办书院的时候，所有在那儿学习的人都是把所学当作信仰，而不是把它当成研究的对象，拿着它将来好去评正教授和副教授，那么学者用自己的信仰起到了很大的表率作用。所以，这一点需要整个民族特别是社会精英和执政者反思，可以一直反思到孔子，重温古代贤者的教诲，和我们近百年来奋斗的先烈和我们的领袖的教诲。因为，在他们的话里，都包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包含着丰富的时代精神。开玩笑地说，为人民服务本身是中华文化，因为严格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是决裂的、与旧社会是决裂的，无产阶级怎么会为资产阶级服务呢?邓小平同志说，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叫企业家。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要为他服务，因为他在做有益于社会的事情。“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爱着自己的祖国的人民。”如果真正按照第一国籍、第二国籍来说，无产阶级无祖国，干嘛爱你的祖国啊?但是我们要重温这些教导，借鉴历史上优秀的东西并与时代相结合，来建设具有今天特色的文化，绝不是古代的克隆，也不是西方的照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