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世界邮报》主编内森·加德尔斯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政治的评论文章。对此，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梅凯悦(Kate Merkel-Hess)和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教授华志坚(JeffreyWasserstrom)两人做出了回应，这一回应使我们意识到，研究中国政治必须考虑丰富多面的政治传统。

　　贝淡宁 (Daniel A. Bell)，加拿大人，现为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从春秋时期到清末帝国崩塌，儒家、法家、道家、佛教等思想百花齐放。民国以来，中国的思想家们则围绕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等西方政治传统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因此，如果断言称中国历史上只有一种政治传统，并以此为依据来推断当代中国的话，显然是错误的。不过加德尔斯并没有犯这个错误，他在文中用的是“主流观念”一词，并没有排除其他支流的存在。

　　中国思想史上既存在“百家争鸣”，又存在“相对主流”

　　问题反而出在华志坚和梅凯悦两人的身上，他们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过于关注这些“非主流”的思想，并敦促西方评论家批评中国政府未能实践中国政治传统中“最好的部分”，而这些政治传统恰好与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理想和人权观念”不谋而合。换句话说，就是要套用西方政治框架评价中国政治的进退得失，并支持中国本土与西方“所见略同”的批评者。

　　评价中国政治的发展不应唯“自由民主”是论。事实上，中国可以提出道德上合情合理、政治上切实可行的方案代替自由主义民主，但是华志坚和梅凯悦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由此观之，这两位学者的思想观念与19世纪、20世纪的殖民者别无二致，都极力鼓吹西方的政治信仰。而历史上，这些被强加于中国的政治信仰带来的效果多半是灾难性的。

　　不过，华梅二人的文章仍然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议题。其一，何种政治传统或价值观更能解释当代中国的政治?其二，何种政治传统或价值观更能有效衡量和评估当代中国的政治?不妨让我来逐一回答这两个问题。

　　如果我们要解释政治制度或政策成效，那么最直观、最不容争辩的是政治、经济因素产生的效果。但是文化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它为分析各种社会政治选择提供了框架和思路，也有助于推动政策的实施，使某种政治道路变得更为可行。不妨考虑一下加德尔斯所谈的“政治统一”的价值。以色列历史学家尤锐(Yuri Pines)在其知名作品《展望永恒帝国》一书中写道，战国时期的政治思想家虽然政治主张迥异，但是他们都认可单一君主治理下的国家统一，这此后也成为了中国政治思想的基石。“政治统一”的原则解释了中国帝制、皇权和政治制度发展的根源，以及中国政策和政治制度稳定的缘由。尤锐认为，尽管中华帝国的历史中时有乱世和分裂，但是中国根本的政治体制、社会政治和文化特征总能恢复稳定。“政治统一”的原则也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早期“联省自治”等政治主张无法得以实现的原因，因为这些主张与中国主流政治价值观向左。

　　主流政治价值观念在立法者和普通民众心中根深蒂固

　　简而言之，主流政治价值观念在立法者和普通民众的心中根深蒂固，并作为动因促成了某些结果。尤锐认为，中国共产党可以被视作单一制国家和最高权威的具体体现，但当代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不同于古代家族承继的帝王，前者是由“选贤任能”的程序产生的，任期也往往不会超过两届。无独有偶，加德尔斯也认为，人们维护单一制国家的深刻观念影响着当代中国领导人的政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政策往往总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诚然，当下中国的非主流政治观点，如美式对抗式政治、三权鼎立等政治理念也许会在未来获得民众的认同，并取代主流价值观念。但在拿不出强有力证据的情况下，这也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中，“选贤任能”的政治观念可能和“政治统一”一样深入人心。从孔子以降，绝大多数的中国思想家们都认为，优秀政治体制的目标应该是甄选并提拔德才兼备的人才;他们争辩的主要是“何为德才兼备”，以及如何衡量品德与才能。从隋朝开始，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理念就以科举考试的形式制度化了下来，中举的考生在基层政府锻炼，按照能力逐级获得提升。

　　与“政治统一”的价值观一样，“选贤任能”也曾在20世纪的时候遭遇了理念和实践的双重冲击。但在经历过短暂的激进民粹主义之风和“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领导人很快重建了“选贤任能”的政治体制。虽然今天的“选贤任能”与古代科举内容有别，但在形式上几乎沿袭了后者。

　　但是，不管中国有怎样的政治现实，也不管其未来变化方向如何，华志坚和梅凯悦等自由民主主义者仍然会批判当代中国“所谓的‘选贤任能’”治理体系，而极力宣扬民选政治领袖的种种好处。如今，在除朝鲜以外的其他国家，很少有人支持家族传承的独裁统治——即使这些根植于历史的政权被证明是稳定的。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认为中国的“专制”具有道德特殊性呢?

　　不过仔细想想，“选贤任能”的政治体制真有那么糟糕吗?我在新书《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中，为这一政治体制进行了辩护，借此机会简要概括一下我的观点。其一，“选贤任能”的理念在中国深入人心，它比民主选举等其他政治形式更稳定。其二，政治民调显示人们对中国的官员选拔模式支持度一直很高。其三，中国对下一代和全世界都肩负着重大的责任，它需要选出经验最为丰富、知识最为广博的领导人，他们不应只为眼下这一代人着想。第四，科技的快速进步和突如其来的金融冲击、自然灾害等都需要思路清晰的领导人们做出快速而全面的反应。最后，“选贤任能”的官员选拔模式与基本人权和广泛意义的民主价值相吻合，中国在基层政府实现民主选举，也有政治协商、信息公开、质询反馈等机制保障。

　　“选贤任能”避免了通过“一人一票”形式的多党选举产生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国需要有机制来尽可能确保最高领导人经验丰富、视野广阔、思维长远，避免让“中国版特朗普”进入权力核心。

　　在中国政治体制下，缺乏执政经验的人无法进入领导层

　　当然，中国的贤能政治仍然存在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正如美式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也存在差距一样。但是西方的思想家们应当支持中国建立具有民主特色的“选贤任能”选拔模式，不是吗?对于一些西方学者而言，这也许像一剂苦口的中药般难以接受。就我个人而言，我也是在中国住了许多年，与中国的朋友、同事多番交流思考后才愿意接受这一观点的。除了选贤任能，中国还有其他的政治制度选择吗?难道西方人只应支持那些恰好与自己观点一致的“中国异见分子”吗?这难道不是殖民思维的遗毒吗?

　　也许我的这一番评论对华志坚和梅凯悦并不是很公平。长期以来，我十分欣赏他们的博学，以及他们深入浅出的中国现代史着作。或许他们在与中国学者的交流过程中，评判政治的规范标准发生了变化。如果是这样，我十分希望了解他们用怎样的标准来衡量中国政治的进步与倒退，为何与评价美国政治的标准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