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梵澄先生

　　述介徐梵澄先生的文字是很难的工作，更遑论评说。

　　《孔学古微》1966年序定于印度琫地舍里，今由青年学者李文彬译就。应该肯定译者和校者的用心与学力，庶几将梵澄的謦欬与气息传映于字里行间了。不过，也正因着简明而亲切，读者在从容愉心的阅读中，或有可能忽略内里的深邃识见和普遍理念。而发觉这些思想“宝什”且表述全面，实为不易。这里只能依拙力所及，概述一二。

　　很显然，梵澄诠解“孔学”，亦是贯穿着他“一生所治”的精神哲学。有一种流行甚广的认知，认为儒学的本质是“世俗”的，抑或仅为一些“道德训诫或行为原则”。对于这种肤浅的误解，梵澄告知，“儒学在本质上是极具精神性的”，而且有“难以逾越的高度和不可量测的深度，有极微妙精细处乃至无限的宽广性与灵活性，甚或遍在之整全性”(《孔学古微》之《序》6页，后下简称《孔学》)。——这段文字极为关键，它几乎浓缩了精神哲学视域内之儒学的所有根本要件。

　　梵澄语境中的“精神性”，并非悬浮空挂的孤立概念，而是诸要点彼此发明的思想有体或曰理脉网络(这是阅读时特需注意的)。就基点而言，则在形上与历史，而历史又是理论的出发点。故此，他以“极具精神性”来确定儒学本质时，首先对传统的或曰前现代的中国历史，下了一个似乎绝对的判断：“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中国人之所以能够战胜所有内乱和外侵，主要是因为在2500年的历史中，我们一直坚守着儒家的道路。”(《孔学》之《序》3页)

　　这论断放置今日，定会招来各样异见。然而，梵澄自有一番理路。他认为所有民族的历史都充满着接连不断的上升期和下降期，其共通特征则是，在最艰难无助的时刻，会有希望之“光”的出现。印度称之为“降世应身(Ava?tar)”，中国称之为应天命而生的“圣人”。这当然不可用“英雄史观”或“轻视人民”之类做浅表的理解，因为它内涵一深刻的看法：历史是人的创造，何样之人书写何样历史;无论民族或个体皆不脱此律。其实，康德所言的“理想的哲学家”，弗洛伊德将犹太民族先知摩西称为“表现人之本质的类型”的“同命运搏斗的英雄”，都近似于这样的历史观。梵澄将此种史观视为“古老的理论”，不过，就我们的生活经验来看，这“古老”何尝不是恒久“常新”的真理!“圣人”的重要作用，就是范导历史。梵澄引用“神圣母亲”的话说：“在永恒的变是之中，每一位降世应身都是未来更加完美之实现的宣告者和前行者”(《孔学》之《序》7页)。

　　那么，圣人以何者来范导历史呢?答曰：以“精神性”。梵澄认为室利·阿罗频多的定义值得体味：“神圣圆成永远在我们之上;但是精神性的含义是要人在知觉性中和行为中具有神圣性，并于内中和外部都生活在神圣生命之中;赋予这个词的所有次要含义都是拙劣和不实的。”(《孔学》之《序》7页)这里核心概念是“神圣性”。明确说，“神圣性”即“精神性”。毋庸置疑，梵澄对阿氏有着深度的理解。“神圣性”在梵澄的语境中，被诠释为动词性的“文化”。在将宇宙视为一有机大生命体的意义上，“神”(divini?ty)就成为有着“天道”源头的“人性中的菁华”，而“精神性”的人不过是将这“菁华”圆成完善而已。从这个视角来说，“精神”又是“文化了”的过程。因此，梵澄说，关于“精神”的物理或人文方面，“我们倾向于认为那是高度发展和文化了的生命，也可视为文化本身”(作为动词性的“文化”，《孔学》多处涉及，如76页、172页)。又说，“文化”在汉语中的意思是，“依照人性中的菁华而使人转化和完善”，正是在个层面，“文化比其他一切事物都更具神性”(《孔学》之《序》11页)。

　　这个论说触涉到“存在意义”的深层问题。为此，梵澄特别对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仁”作出具有形上高度的诠释。经过比勘梳理，他认为将“仁”描述为“神圣之爱”或“精神之爱”非常接近原意。就价值源头而言，它表示“天地之心”，意味“宇宙的大和谐以之显现和遍漫”;从人的“存在”而论，它包含着各种善，“如平和，非暴力，慈爱，善行，同情，博爱”等许多美德。总之，“仁”在上，亦在内，“是宇宙存在的根柢”。由此可见“仁”的神圣义和庄严义。(《孔学》48页，49页)

　　“存在”意义上的“仁”，乃为人以及人类“须臾不可离”的生命原则。故而梵澄举史料，言明儒家文化之精神，如“一日不可离之稻谷”那样重要，且简易可行，因为“作为宇宙原则，仁离我们不远。人在转念之间，就可以拒绝冷漠枯燥的生活，付出并得到爱，只要人觉醒于仁，仁便就在眼前了”(《孔学》49页)。

　　还需作一提问：儒家的理想如何可能实现于现实之中呢?梵澄认为儒家的思路有着极大的历史合理性，即居于最上层的主政者必须是“在知觉性和行为中具有神圣性”或曰“精神性”的君子，“从最上层开始，直接在皇室中产生影响，然后如旱季的雨云，笼罩整个国家，将甘露洒满大地。面对数量巨大的人口，这可能是最直接和最简易的方法”。据此，他借“球形”之喻，说明主政者居于“球心”，他们的任何决策作为，发到“球面”，都会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参见《孔学》十二章)

　　对具有历史可能性的儒家理想，梵澄绝不将其降低层次。因为在他看来，“精神之爱并非指向一两个人，而是指向宇宙中的所有人和所有事物”，如果放弃“大同”理想，那么，“福祉”就会成为少数人群或权贵阶层的特权，“而人类的救赎或社会的进步就只能是空谈了”(《孔学》176页)。指向“所有的人和事物”，意味着必须尊重每一生命个体之特有的存在及成长的权利，即所谓“道并行而不悖，万物育而不相害”;任何人都没有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所有人的特权，梵澄谓之：“黄金法则”就是“没有黄金法则”，在中国，我们称之为“大道”。(《孔学》之《序》10页)

　　当今，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视，大端有两说，一是“复兴”，二是“制度化”。如果静心读进去，《孔学》或许会颠覆这些外在的想法：不是儒学需要我们“复兴”，而是我们需要从儒学中汲取解决困境的智慧;并非儒学需要“制度化”，而是我们必须首先成为“精神化”的人，现代的中国乃至世界才有希望。

　　徐梵澄先生的《孔学古微》内涵丰富而深邃，有限的篇幅，只能挂一漏万。然而，我毕竟在他的娓娓道来之中，听到了久违的古典“乡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