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作为旨在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落地的公益项目——孔子学堂，它为许多民间具有家国情怀和人文素养的人，提供了发光发热、施展才华的平台。近几年，对“新乡贤”的呼唤之声越来越强烈。在孔子学堂中，涌现出了许多像王奎章、赵秀英这样投身老家故土造福着一方百姓的“新乡贤”。

　　访谈嘉宾：

　　王大千 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长、大型公益品牌“孔子学堂”发起人

　　旧村改造社区孔子学堂揭牌

　　问：当前，“城乡协调发展”是政府的一项工作主题，也是中国社会良性发现的一大趋势。此中，出现了一个新词——新乡贤。“乡贤”为何能变成热词?在这个城市化步伐飞快的时代，谁还愿意到穷乡僻壤安家落户?或许，乡愁只能成为一种回忆。您怎么看精英返乡?

　　王大千：呼唤新乡贤，与我们农村的凋敝、荒芜的现状息息相关。乡贤在新农村、新社区建设中能发挥大的作用，传统文化在精神家园建设中的回归已成大势所趋，因此乡贤文化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关于精英返乡，这是很现实的问题。政府需要在政策层面，为人才返乡，不论是发挥余热，抑或再创业，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先富带动后富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贯思路。新乡贤带动乡民共同致富，其实正是我们现行制度优越性的具体体现。就拿官员“告老还乡”来说，如果交通、医疗等配套设施和服务都能跟得上，便不是一件多困难的事情。

　　孔子学堂创办后，王大千在接受媒体专访

　　问：祝福的最高境界是造福。爱家乡就该为家乡做贡献。那么，传统观念又能否对新乡贤产生催生作用?

　　王大千：这完全是可能的。比如“叶落归根”“衣锦还乡”等，这些具有历史历史人文色彩的成语都承载着我们中国人的乡土情结。“乡村记忆是祖祖辈辈放不下的一颗心，是子子孙孙斩不断的一条根。”孔子讲“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是描绘了老少传承、共享天伦之乐的美好理想。这也可以看出儒家是入世的精神，它对所有人都是一种正向的激励。

　　王奎章老先生退休以前曾担任山东画院院长，是山东文化战线上一名领导干部。他退休以后，回到老家——济南长清中楼子村，在那里办起了图书室。后来我们支持他在那里挂牌了“孔子学堂”。他的孔子学堂是依托一座古色古香的自家庭院，他还把以往在各处收集的一些独居文化韵味的收藏品摆放在庭院中，营造出浓厚的文化氛围，形成该村一道亮丽的文化景点。原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同志还为王老的孔子学堂题写了一副对联：“木柱棂窗痴求民族骨韵，泥砖陶瓦追承华夏厚风。”王奎章老人就是我们孔子学堂中涌现出的新乡贤代表，他使自己的晚年生活变得更充实有趣，更是为老家的乡亲带去了精神食粮。

　　问：这是一个向未来学习的时代，有人说老年人的尊严和价值在减弱。新乡贤还能“受宠”吗?

　　王大千：敬老尊老之所以是我们的好传统，那是因为农耕时代，年岁越长，农业生产经验越丰富可谓“越老越值钱”。而在今天，高新科技往往掌握在年轻人手中，他们更具适应性和创造力。但不要忘了，第一，每一代人的辉煌，都是在继承前人基础上的进步，从象征意义上讲，老人更值得尊重。第二，从经验上看，向长者学习或许是提升的最便捷路径。况且，今天的新乡贤，并不单单是老者，称之为一方的德高望重者或许更恰当。

　　单县孔子学堂授牌。“新乡贤”赵秀英是菏泽首家孔子学堂堂主

　　问：孔子学堂注重发掘乡村、社区的乡贤，并给他们以施展才华的平台，这是不是您创办孔子学堂的一个初衷?

　　王大千：创办孔子学堂，就是希望好的传统，尤其是儒家的好东西，能够接地气、深下去、活起来。在运作中咱们应该有同感，它的确能聚合一批有公益心、有文化情怀的人。像菏泽单县志愿者联合会的会长赵秀英大姐，她原来是当地县医院的一位院长，退下来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建立起了为当地百姓服务的志愿者组织，还筹建了十几家社区孔子学堂。如今，单县孔子学堂的活动办的有声有色，受到大家一致欢迎。孔子学堂就是要为热心地方公益的贤达和精英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和阵地。新乡贤在孔子学堂找到了价值感、成就感、归属感，乡里乡亲也得到了实惠，并找到了精神乐园。

　　问：自古地方基层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全赖乡贤。孔子学堂将怎样鼓励更多新乡贤下基层，并助他们一臂之力?

　　王大千：可以说，孔子学堂找到了一条乡贤文化的复兴之路。中国孔子基金会作为社会文化组织，职能就在于组织社会力量为文化建设服务。我们既要组织学者继续挖掘、传播乡贤文化，又要以传统文化为抓手，搭建基层社会与政界、商界的对接互动平台，实现人才良性流动，引导更多社会精英走入民间，走向基层。“评先进、树榜样、立信仰”是学堂的重要活动内容，将来我们还要搞一些新乡贤的评选活动，给他们以名分，以认同。我们期望将来孔子学堂“堂主”中，不单单有今天的“三老”，即老干部、老党员、老族长，还能有年富力强、以造福一方百姓为己任的各类优秀人才。

　　乡贤服务于生他养他的故土，背后其实也是一种大的“齐家”观念。相信将来会有更多的政商学的各界人士加入新乡贤群体，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君子、真正知行合一的儒家。

　　全国人大代表钱念孙再提乡贤问题

　　【附】乡贤：民间“政委”和精神“父母官”

　　传统中国，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儒家思想是统治者顺天应人、安邦治国的基本依据和根本保障。儒家倡导“仁义礼智信”，号召世人以君子立身，以仁爱行事，在现世中精进有为，建功立业。国家统治架构中，乡村是最基层行政单位，全国乡村又构成所谓的“民间”。民间，正是中华传统文化生发、成长、传扬、实践的大舞台、大平台。在民间，通常具有众望所归之地位者，不一定是基层长官，却一定是乡贤。

　　乡贤是胸怀大格局的一些小人物。乡贤，在中国传统乡村中，始终扮演着儒家道德积极宣讲者和实践者的文化角色。乡贤犹如民间的“政委”，肩扛着弘扬儒家文化的大旗。乡贤一般由长者充任，如此情形，一则符合传统伦理原则中的长者为尊、长者为大的观念，二则长者经验丰富，思想成熟，行事稳健，值得信赖与托付。

　　乡贤文化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基层民众的自我认知和自我觉醒。他们与地方官一道，共同承担着上传下达、维护社会稳定的使命，堪为普通民众精神及道义上的“父母官”、“守护神”。

　　乡贤不是选出来的，更不是任命的，而是民众发自内心钦佩的、认可的。乡贤之威信与地位，绝非自我加冕，而是源自民意民心。乡贤文化在本质上，还反映着基层社会中的“民主”之风。与接受上级行政力量人命的官员不同，乡贤乃土生土长的农民代表和楷模，其品行得到绝大多数乃至所有人的一致认同，其话语权拥有最大的分量。

　　上世纪，经过革命的洗礼，中国大地上民间力量几近绝迹，代之而起的，是以各种与政治权力密切关联的组织力量。这种状况，往往是管得住人身，却管不住人心。基层民众的精神需求与心理欲望常无处排解，利益诉求也往往无处倾诉，如此一来，人心浮动、人群骚动便在所难免。当此之时，乡贤恰恰可充任政治与民间磨合互动的“润滑剂”。政治要想顺利进入基层，离不开乡贤这座桥。

　　在去年和今年的“两会”上，都有人大代表提出官员告老还乡、造福地方百姓的建议。去年是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今年是安徽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有知识、有视野的各界精英，更有资格，也更应该在将来返回老家做乡贤，造福桑梓。

　　正视乡贤，礼敬乡贤，是高明的政治智慧，也是实惠的民间智慧。壮大民间力量，复兴乡贤文化，该提上制度日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