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这是对福建籍学者柯远扬先生所做的一篇书面访谈。为了完成这次访谈，柯先生先后十多次打来电话，与我沟通访谈提纲和儒学传播事宜。这种儒家式的“郑重”精神，令人感动。在访谈中，他不仅介绍了闽学的价值，还透露了曾在福建任职的习近平总书记当初对福建孔子文化事业的关注和支持。在我对吴光先生的访谈中，吴先生也谈过他与昔日主政浙江的习总书记就传统文化话题的互动情况。通过学者的零星回忆，我们看到了这一代国家主要领导人在对待传统文化态度上的“一以贯之”。

　　访谈嘉宾：

　　柯远扬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中华孔子学会理事

　　问：据我所知，您选择孔子作为自己的学术方向，源自恩师、隋唐史专家韩国磐先生的点拨。我也是隋唐史出身，久闻韩先生大名。作为前辈学人，您眼中的他，是个怎样的人?

　　柯远扬：我生于1938年，1955年秋考入厦门大学历史系，是全班年龄最小的一个。大学的第一课，韩国磐老师上《历史文选》课为我们讲解《诗经?豳风?七月》中“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的诗句时，特别赞扬我的名字取得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为我是书香门弟的子弟。

　　1959年秋，我厦门大学毕业后，统配往合肥工业大学教学研究科任职五年，后又经过三次调动，直到1978年调回福建师大马列主义教研室任教。不久，我就到厦门鼓浪屿韩老师的家看望拜访他。他耐心地听了我的叙述，经过深思之后，认为我毕业后近二十年未能从事历史专业的教学与研究工作，那时已年满40岁，今后不宜走他的老路，进行隋唐断代史的研究。根据我实际情况与个人兴趣，可从事孔子与儒学研究，这样会较快地出有水平的科研成果，这就给我指明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对我帮助极大，终身受益。

　　恩师韩国磐，江苏海安仁桥韩庄人，生于1919年12月。自幼聪明好学，家境贫寒，靠家族学田资助，读完小学、中学。1945年厦门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教，专攻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他一生治学严谨，刻苦钻研，孜孜不倦地努力教学科研，1954年出版专着《隋朝史略》，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历史研究领域的第一部断代史，被许多院校历史系用做教材。同年又在《厦门大学学报》文史版，发表《唐朝的科举制度与朋党之争》论文，引起了老一辈史学家的关注。不久，就受聘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他一生撰写着作20部，其中《隋唐五代史纲》、《魏晋南北朝史纲》皆被教育部定为大学文科教材，两部《史纲》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历史学人。《北朝经济试探》与《南朝经济试探》，是新型的断代史开创之作，也是新中国第一套经济专史。《隋朝的均田制度》是我国第一部关于均田制的专着。这些着作在海内外学术界影响深远，据统计：cnki数据库就引用其论着1500次。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韩老师因患中期食道癌，省立医院名医李温仁院长亲自为他作了胃代食道的手术。手术异常成功。尽管术后体弱、清癯，多种疾病缠身，但他仍然坚持授课、撰着，不少学术成果都是术后写成的。并任博士生导师，指导批改学生论文，事必躬亲。他为学术，为培养下一代而献身的精神，值得晚辈学习传承。

　　问：文革后没多久，您便研习孔学，当时文革的余孽尚未肃清，搞学术研究有何困惑与阻力?

　　柯远扬：为回答好这个问题，要谈谈我对孔子的认识。我在厦门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就明确了孔子是“至圣先师”、“万世师表”，大学三年级时撰写的学年论文，就对孔子有了初步研究。文革期间，1974年1—6月全国开展了批林批孔运动，我当时担任青州造纸厂职工子弟学校高一班的班主任，校长要我班做试点，我虽不敢公开抵制，但却顶住压力，一直消极拖延，直到部分学生贴我的大学报，进行责问，仍然按兵不动。当年高一班的学生，现在福州工作的孟祥玲、傅爱军等人，完全可证实这一点。由于我早就认识了孔子，文革后没多久，便接受韩老师的指导，确定了研习孔学作为自己学术的定向，我并不感到困惑，也不存在什么疑虑，而且感到一定要对孔子进行再认识、再评价，恢复孔子的名誉，弘扬孔学的精华与时代价值。这是我今生矢志不移的努力方向。

　　我的学术研究方向，虽无困惑，但却感到有一定的阻力，因我在马列主义教研室教的是中共党史政治课，面向全校文、理科一年级新生开课，教学任务十分繁重，且教学与科研难以结合，没有多少时间研究孔学。1981年7月我调到本校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任教先秦史、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思想史等课程。达到了教学、科研的紧密结合，又大大地减轻了教学任务，此时如鱼得水，极大地促进了我的孔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