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这个称谓，究竟是指一种学理体系，还是一个文明结构，抑或两者都可以包括，这仍是一个有待认清的问题。在中华文明尚能自成一体的年代，或曰在全球化的冲击到来之前，依据“诸子百家”的内部参照系，“儒家”当然属于学理体系的一种。但是，一旦来到了跨文化的视野中，我们的文明就根据它的价值内核，也被冠上了“儒家”(Confucian)的称谓，从而成为跟“佛教文明”(Buddhist)、“基督教文明”(Christian)并称的一大文明了。

　　以往对于孔子之后的学派分化，主要是根据韩非子的说法，分为八个门派，即所谓“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按照要么“学理”要么“文明”的标准，偏于强调“心性”的孟子是在探讨一种学理，而偏于强调“王制”的荀子是在支撑一个文明。我们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当儒家文明被西潮解构之后，在同时舶来的“哲学史”的话语中，更容易留有一席之地的是思孟学派了。

　　上述各家共属于儒家，因而在相互拉开距离的同时，又必然有其内在整合的一面。这中间，既包括“子思之儒”与“孙氏之儒”的整合，或曰“内圣之学”与“外王之学”的整合，也包括儒家在其中心与边缘，乃至上层与下层之间的整合。不管怎么说，当儒学从一种观念或学理，逐渐扩展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学派，乃至于一个占主导的思想流派，而终至于整个文明的内核与骨架时，就必然发育出复杂的内部架构。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会看到，主要在操心着文明架构的荀子，会依据他本人的道德理想，在一个儒家社会的内部，视人们各自修为的不同，而设想出了相应的社会分工，用他的话来说正是：“志不免于曲私，而冀人之以己为公也;行不免于污漫，而冀人之以己为修也;甚愚陋沟瞀，而冀人之以己为知也，是众人也。志忍私，然后能公;行忍情性，然后能修;知而好问，然后能才，公、修而才，可谓小儒矣。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如是则可谓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诸侯大夫、士也;众人者，工、农、商贾也。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荀子还在同一篇文章中，提到过“俗人”“俗儒”和“雅儒”的区别，略等于前述“众人”“小儒”和“大儒”的划分。当然从感情上来说，荀子是不会倾向于“小儒”的，而且他写这篇《儒效》的主旨，也还是像主张“哲学王”的柏拉图那样，去想象、赞美和推举“大儒”。

　　不过，仍需特别留意的是，这样的“小儒”在荀子那里，无论怎样“小”，怎样不够“理想”，也终究还是要属于“儒”的范畴。而我们由此又可联想到，孔子当年在教诲子夏的时候，也早就说出过类似的话——“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这段话大家都很熟悉，但不知有谁更仔细地想过，“谦谦君子”和“儒者”这两者，在大家心中当然是并不排斥的。可反过来，既属于“小人”又属于“儒者”，则毕竟显得有些矛盾，而这到底又意味着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