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主义，也叫投机主义，一般是指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漠视并善于利用机会或者钻规则、制度的空子。

　　作为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中当然也不会缺少机会主义的色彩，伪造和抄袭是主要手段。而在当代艺术强烈的多元化、消费化和资本化语境中，机会主义特征表现得尤为明显，而由于资本市场的强烈刺激和中国特有的艺术评价及职称评定体系的巨大影响，机会主义呈现出更为鲜明的名利指向和复杂迷离的特征。

　　真诚和原创，也许是区别机会主义与否的两个有效的、相辅相成的标准。中国当代艺术肇始于特定时代语境中对中国政治、文化、艺术和人性的反思，这种反思是时代的亲历者自我释放和社会大众的整体诉求，因此表现出了真诚而可贵的内省与批判精神，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多少有些稚拙地模仿和借鉴了西方现当代艺术的语言及手法。

　　不过，这种内省和批判精神很快便被随之而来的资本浪潮招安。这个时期的艺术家和作品由于其特殊的时代语境和在中国当代艺术脉络中的重要位置，很快成为艺术机构和艺术资本定位、包装和市场化的优质资源，并迅速产生辐射效应。在耀眼的成功光环和巨大的市场回报的刺激与示范之下，大批艺术家群起而效仿之，创作出了一批又一批看上去苦大仇深、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作品，也有艺术家故作高深，把自己打扮成深邃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的模样。由于缺乏真切的身心体悟以及必要的文化支撑，这些看上去延续了“85思潮”的艺术现象，绝大多数沦为披着文化重建和精神担当外衣的、自欺欺人的符号游戏。

　　而随着当代艺术多元化、跨界性的日益深入，机会主义艺术家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有逐渐壮大、愈演愈烈的趋势。原因很简单，多元与跨界一方面为真正的艺术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思考空间和更为丰富的可能性，但也给了机会主义者更多的掩饰无能和攫取名利的方式。当代艺术的多元和跨界特征必然产生作品内涵的多义性，也必然导致理解和阐释的困难。语言、材料和手法的多元性、跨界性又常常会使作品蒙上一层天然的深刻色彩与神秘意味。李逵需要跨界来丰富和拓宽其艺术的可能性，而李鬼则需要多元来掩饰其平庸的面貌和逐利的目的。

　　政治话语长期以来都在古今中外的艺术生态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具有风向标的意义。国家对于文化艺术的重视日益凸显，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文化强国。同时，盲目地追随资本市场、模仿西方样式的中国当代艺术在经历了过山车般的经验教训之后，痛定思痛，也认识到回归民族传统，关注当下，摸索和确立自身的艺术体系和话语权才是根本出路。

　　于是，从国家文化战略层面到艺术家本身，都开始了从主题、内容到形式的新的转向和思考。经历了长期的文化断层和西方艺术思潮的直接影响，再加上艺术市场的冲击，中国的当代艺术要想真正厘清自己，矫正方向，确立身份和话语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那些真正的艺术家来说，注定是寂寞的、艰苦的。而机会主义者们敏锐的嗅觉迅速地做出了反应。他们中的一部分人，高举传统艺术特别是水墨的大旗，摆弄着只鳞片爪的概念，如文人画、笔墨、气韵，以及实验、当代、融合、跨界、对话等似是而非的辞藻，将中西方艺术进行生硬的拼凑、嫁接，用大量不伦不类的图像怪胎把自己打造成传统艺术的传承者和当代艺术的实验者。而另一些人，则以一种伪人文和“政治行画”的姿态亮相，在作品中不厌其烦地强化着所谓的“中国形象、中国表情”：天真、呆滞的山区儿童，匆忙挤火车或蹲着吃饭的农民工，盛装歌舞的少数民族……这些符号化、概念化的“中国形象和中国表情”，是这些机会主义艺术家们钻营逐利的法宝。在中国当代艺术自我修正和身份确立的阵痛和迷惘中，它们或许常常是有效的，但终究会被历史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