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首先是建立在对文化本身的当代重要性的自觉认知上。在国家间或民族间的较量中，很多人更倾向于对硬实力的确信。的确，亨廷顿说过：“硬的经济和军事权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以及更加相信与其他民族相比，自己的文化或软权力更优越，并大大增强该文化和意识形态对其他民族的吸引力。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下降会导致自我怀疑、认同危机，并导致努力在其他文化中寻求经济、军事和政治成功的要诀。”但硬实力的快速发展，并不一定标志着软实力的相应提高。硬实力可以在短期内有所成就，软实力则需要长久的积累。从硬实力得来的东西，经过适当转换，可以成为软实力的一部分。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综合实力而言，文化自信构成了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文化视域中的“自信”来源于心理学上的术语——它描述人在社会适应中的一种自然心境，即人尝试用自己有限的成功经验去把握这个陌生世界时的稳定心理过程。相信自己行，是一种信念。一个国家和民族精神深层的自信和成熟，依赖供给于它的文化世界的支撑。无论是从个体到民族还是从执政者到国家的前行，都要找到这一心理的积极能量。这个“能量”从哪里来?既来自“初心”，更来自长期的历练。事非经过无自信，“风雨”实践之后的理性反思，积累并巩固了这种心理势能。文化自信建立在文化实力基础之上。文化软实力增强了，文化自信即能增强。文化软实力建设，就是文化自信的力量建设，两者是统一的。其中，实践中的创新是最重要的。没有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什么都靠汲取和拿来，就自信不起来。

　　文化自信的核心在价值观。当今的世界冲突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冲突。争夺价值高地，比拼价值观的得当与否、善恶与否，成了新的“战场”，“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刻不容缓。价值认同的撕裂，造成共识降低，分歧加重，离心倾向明显。核心价值观的自信要着眼于弥合价值分歧。但价值观的构建不是一朝一夕之功，一个国家和民族历经千百年，经过意识形态的大力倡导、知识分子的反复论证、民间的广泛传播，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习俗的方方面面才逐渐稳固下来。因此，价值观的树立，不是铺天盖地的一阵风，而往往是润物细无声的涓涓细流。一方面，传统价值观要经过转换和创新发展，“根”上发出新芽和枝条;另一方面，当今时代倡导的价值观要向下深植，找到根源。

　　核心价值观揭示了人们价值观的努力方向——从道德角度去努力。在世界各民族的历史记载中，很少有像中华民族的文化这样，充满了仁义道德的叙述和规劝。个人认为，一般将中华文明定性为人文伦理型，这是比较符合历史事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皆以不断提高自身道德境界为最根本的途径和手段，修身、修心、修命，均内求诸己，崇善抑恶，涵养道本德源，充溢着“浩然之气”的道义观、正义观。尤其是流传下来的经典内容，荷载正面信息，能够转化为正面能量，其倡导的“价值观”显然以“道德价值观”为主，我们应接续在我国大地上形成的民族传统道德。

　　自信，是用已有的经验或理论来处理当下现实问题或面向不确定未来的心理态势，其中包含运用“耐力、定力”等因素，追寻理想信念的实现。信仰自觉是文化自信的最突出表现。习近平总书记讲，要“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实际上为文化自信确定了目标。从“初心”到“终心”，理想和信念始终坚定，自信满满，目标才能达到。

　　文化自信既不是自卑，也不是自大——它决定了我们要积极肯定已经取得的东西，同时吸收外来积极的因素。为此，文化认同至关重要，文化包容亦极为重要。有碰撞甚至有冲突，但最终则是在“互化”中走向“同化”，认准自我前行的方向而不至于彷徨和迷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