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1829年-1884年)

　　“印以内，为规矩，印以外，为巧。

　　规矩之用熟，则巧生焉。

　　刻印以汉为大宗，

　　胸中有数百颗汉印则动手自远凡俗，

　　然后随功力所致，触类旁通，

　　上追钟鼎法物，下及碑碣造像，

　　迄于山川、花鸟，一时一事觉无非印中旨趣，

　　乃为妙悟。———赵之谦”

　　尽管赵之谦一生所刻

　　不到四百方印作，

　　但他已站到了清代篆刻的颠峰。

　　其中诸多的历史经典，

　　影响着后来的吴昌硕、黄牧甫、任颐、

　　赵叔儒、易大厂，

　　直至这一百多年的整个篆刻史。

　　善绘画，花卉学石涛而有所变化，为清末写意花卉之开山。篆刻初学浙派，继法秦汉玺印，复参宋、元及皖派，博取秦诏、汉镜、泉币、汉铭文和碑版文字等入印，一扫旧习，所作苍秀雄浑。

　　青年时代即以才华横溢而名满海内。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隶、篆的笔法融为一体，相互补充，相映成趣。

　　赵之谦曾说过：“独立者贵，天地极大，多人说总尽，独立难索难求”。他一生在诗、书、画、意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终于成为一代大师。

　　(现代意义上的篆刻艺术)始于明，盛于清中期，以丁敬、邓石如为代表，开派立宗，形成两大体系：浙派和皖派。

　　浙派有西泠八家，赵之谦初学篆刻之时，赵次闲、钱松还在世，皖派则有吴让之。赵之谦家在绍兴，离杭州不远，在当时的交通以及社会环境下，受地域影响，从浙派入手，便成为必然。

　　事实上赵之谦是从学陈曼生开始的。他36岁时说：“余少学曼生，久而知其非，则尽弃之。”(《杭四家印谱〈附二陈〉序》)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弃曼生，却没弃浙派。

　　在34岁与魏稼孙在福州相遇之前，一直有仿浙派的作品。这期间的作品，大约有近百方传世。现在能见到最早的有年款的作品是24岁的两方：《躬耻》、《理得心安》。此时印风明显是浙派，但很快就发现有邓石如的皖派风格的出现。

　　26岁前后刻的《陶山避客》，款称：“学完白山人作。此种在近日已如绝响。俗目既托为文何派，刻印家又狃于时习，不知几理，可慨也。”同期所刻的《蕺子》也是仿邓石如，而另一方《付以豫茂臣氏之印信》则称“略有秋景陁意”。约同年刻的《以豫白笺》和27岁刻的《郭承勋印》又明显是汉印风。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作品是介于浙派、皖派、汉印之间，摇摆不定的。然而，他不满足于浙派、皖派和汉印，而是在寻求浙、皖两派合处的同时，上溯秦汉，进而将触角伸向汉碑汉镜等等。其取法之广，是前无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