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并在孔子研究院发表重要讲话。在孔子研究院考察期间，习总书记对曾振宇先生的《儒家故事》等几部儒家文化读本特别感兴趣，并说“要仔细看看”。作为学术名家，曾振宇先生始终关注新时代的文化走向。“中国文化特区”、“孔子定律”等专有名词，是他的发明创造，耐人寻味。他对社会问题的解读总是那么深刻到位，显现着真儒家的济世风范和担当精神。

　　访谈嘉宾：

　　曾振宇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泰山学者

　　问：首先请曾老师介绍一下《儒家故事》的编撰过程，以及它作为儒家文化普及读本，特点何在?

　　曾振宇：《儒家故事》的编撰受到了钱穆先生观点的启发。钱穆尝言：“历史便是生命，生命便是历史。”历史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史，人不同于动物，人除了“食色性”自然欲望的本能渴求之外，还存在着道德和情感需求，存在着对“心灵的世界”的向往。人类这种对真善美的向往与追求，就是文化。“文化是一个生命，这生命是一大生命，不如我们每一人的小生命。”人类生命存在的本质在于文化，有文化的人类生命才是真正的生命。《儒家故事》旨在从一种新的视角讲述儒学史，即通过一个个既独立又连贯的通俗故事讲解儒家人物与儒学史，使读者在轻松惬意的阅读中领悟文化传统的血脉所在，感悟“中国文化理想”绵延流长，领悟出儒家文化“活的生命”，并在文化自信、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方面有所裨益。

　　问：您作为山东省政协委员，从2010年开始连续三年提交《关于设立曲阜“中国文化特区”的建议》的提案，2012年12月已得到中央批准建设。您建议设立曲阜“中国文化特区”的动机与目标是什么?

　　曾振宇：曲阜“中国文化特区”的设立，对中国社会发展走向产生的重大影响，或许不亚于1979年深圳“中国经济特区”的设立。1979年深圳经济特区的设立，标志着中国走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曲阜文化特区的设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化道路与方向的确立。文化特区是要从理论高度回答一个深层次问题：中国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国家”?是美国的“现代国家”?还是日本的“现代国家”?中国人有没有自己的“中国道路”与“现代国家”?如果存在有别于“英格兰道路”的现代世界，那么“中国道路”的“现代国家”存在的文化基础和道德依托又何在?如果能够从五千年文化传统中寻求哲学与道德文化资源，那么中国就存在内生性的现代化，“中国道路”与“现代国家”成为可能。我有一次在美国讲学，一位美国学生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韩国地处中国和日本两个大国之间，在迈向“现代国家”的同时，还能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立性?我非常赞赏这一提问，甚至觉得问题的提出比结论更富有启发性。

　　问：近代以来，中国人逐渐丧失文化自信心，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全盘西化”，文化革命倒逼政治革命现象明显。对于传统的批判，是否可以理解为“用力过猛”，以至于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处于“花果飘零”的状态?

　　曾振宇：第一次鸦片战争失利之后，中国人仿佛从一场大梦中惊醒。“天朝帝国”为什么战胜不了“蛮荒小夷”?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痛定思痛之后，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西方的“长技”究竟是什么?是兵器、宗教还是制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文化!中国要在世界上生存下去，就必须彻底废除传统的旧文化，全方位吸纳西方新文化，“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应时而生。

　　但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文化现象恰恰被人忽略：当年猛烈批孔非儒的社会精英，在尘埃落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普遍进入了集体反思与检讨之中。章太炎在1902年借日本人远藤隆吉之口大骂孔子是“支那之祸本”;胡适早年主张“全盘西化”，呼吁把儒家着述“捶碎，烧去!” 钱玄同多次呼吁废除汉字，对孔子与儒教要“摔破，捣烂，好叫大家不能再去用它。”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许多知识分子立场与观点骤变。胡适晚年一再申明“我不能说我自己在本质上是反儒的。”章太炎在1935年《答张季鸾问政书》中强调“中国文化本无宜舍弃者。”因为如果不能从片面激愤地批评中国传统文化的心结升华到对传统文化有一全面、辩证的认识、甚至“同情之理解”，就无法在知识和人格上实现自我超越。可喜可贺的是，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已实现了这一内在自我超越。章太炎、胡适等人所经历的否定之否定心路历程，对今天的中国人仍然有深刻借鉴意义。